明月几时有

原原本本地重现历史，无论是文本还是影像都是无法做到的。

在此点上，影像虽然有着更强的优势：可以更逼真地让我们“看见”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并信以为真；但同文本一样，影像也只是一种对历史的阐释。

这就决定了任何完全还原历史真实的企图只能以失败告终。

费里尼是对的，无论是回忆还是历史（《阿玛柯德》和《卡萨诺瓦》，都是过去发生之事）只能以“说谎”的方式完成。

也就是说，影像唯有通过虚构，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住真实。

因而，从未有过什么历史题材的电影能够告诉我们真实的历史是如何的，影像中所展开的无非是当下之事。

原因不外乎于此，电影呈现的故事通过今日演员的扮演和对当时场景的重塑（它们所适用的材料都是当下的），并凭着“以假论真”的方式获得，比如尝试让演员像故事中那个时期的人那般表现，或让场景尽可能回复到原初的环境，确实能够取得部分效果，但却绝不能达致历史的最高真实。

历史的最高真实永远属于已经在过去发生的事实，我们谁也不知道它到底为何。

这就为影像如何表现历史的真实开辟出了两条道路。

一条道路执着于构筑大环境背景下的历史氛围，牺牲掉细节，这点我们在大多数历史剧或战争片中都能见到。

它给观众营造的无非是一种时代氛围，让你沉浸其中，感觉好似已经触摸到历史的真实。

但还有另一条相对的道路，不再关注时代背景，却注重对日常生活的刻画，从细节入手来还原出作为个体之人的生活。

这也许正对应着法国年鉴学派对传统史学提出的挑战，一种大写的叙事转到了小叙事。

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也许最好地结合了两者，但侯孝贤绝对是第二条道路的最佳代表，最懂得如何通过“还原”生活的细节来还复历史真实。

像在《海上花》中那般巨细靡遗地呈现当时的生活环境，或者在《刺客聂隐娘》中对唐时物件严苛的复原，观众好似真的回到了清末或盛唐。

但很明白的是，两部电影中的人物都是当下之人，有着与现代人相似的情感和困境。

因而，《海上花》或《刺客聂隐娘》除了是描绘当下的电影，还能是什么？

聂隐娘的故事正是一个现代人可能会有的故事。

从《黄金时代》到《明月几时有》，许鞍华实践着与侯孝贤相似的理念。

《明月几时有》虽然拍战争，但已经没有战争，虽然拍历史，但已经没有历史；只有普通人的生活。

这些生活被刻画得如此细致，以至于让我们觉得它们发生在观众观影的当下，而不是过去。

这里，影像真实走出了新的道路：它可以通过还原／虚构历史来表现当下之事。

观众感受到的不再是一种虚假的时代氛围，而是彼时之人是与当下的我们如何“情投意合”。

在此，许鞍华与安哲罗普洛斯、侯孝贤走在了一起。

第一次写影评，大家凑合看。

去电影院看电影之前总是习惯先找影评看看，如果评价特别不好的话哪怕题材吸引我也不打算看了，《明月几时有》我看的影评是这一篇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8630821/#comments，看完影评后觉得写的很中肯，我觉得也还好就去电影院看了。

电影看完了，第一反应是跟我看的影评一样，这部电影首先是香港历史片，其次才是抗战片。

总体来说，这部电影跟以前看过的大部分电影风格不同，它讲的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抗战成长史，也不是那种逐渐成长最后功成名就的热血抗战电影，如果非要说有一个主题的话，就是截取了香港在抗战期间的一段历史，以香港抗战时间为节点，展现不同时间段在香港生活的不同的人的际遇和精神风貌。

也许这样的风格，很多人不喜欢，也不习惯，不过我看着倒是还觉得不错，也许是我本身就比较喜欢看历史纪录片的缘故。

当然，虽说是个历史片，不过也还是有几个主线人物的，周迅饰演的方兰，彭于晏饰演的刘黑仔，霍建华李锦荣等等，在不同年代背景下穿插着他们不同的命运。

李锦荣是一个知识分子，有一个恋人方兰，他原本打算先和方兰举办婚礼仪式，然后回乡下暂避，之后再想办法与方兰团圆，只是被方兰拒绝了。

再出现他的镜头时，他似乎已经开始为日军干活，在日本人里有着良好的人缘，在面对日本军官忽然变脸的七步成诗要求下，也表现地机智应对，直到镜头一转，在他路过某个女职员时给她扔出了写有快走两字的小纸条，才能证明他并没有变成汉奸，而是做了卧底。

最后因为方兰母亲的被捕，他的卧底身份被日本军官察觉，虽然那个日本军官说不杀他让他离开，但当他走出门后外走廊上传来的枪声以及那个日本军官了然的表情还是预示了他不详的结局。

刘黑仔在这部电影里属于一个运气极佳的人物，身手好，枪法好，脑子转的快，反应快，多次面对敌众我寡的局面，但都沉稳面对并且最后成功化解，结局是与方兰告别后前往惠州。

最后说说方兰，之所以最后说她是因为在电影里她的戏份最多，也算是最主要的一个人物吧。

方兰最早出现是房东的女儿，是一个前小学老师（后来小学停课了），因为心善把家里打算吃肉的兔子放生；与李锦荣相恋，但又在李锦荣说要暂时离开时坚定说要分手的女孩；她热爱茅盾文学，崇敬着租住她家房子的茅盾先生，也是因为这份崇敬和坚强，在最初发现有陌生人找茅盾的时候，机智地拦住了茅盾太太和邹韬奋上楼，又在看到刘黑仔扛着特务的死尸下楼时镇定上前帮忙，在被突然委以重任需要带茅盾一行人前往汇合地点时很快做到接受，相比于只是单纯知识分子的茅盾和做家庭妇女的茅盾太太，她更加沉着冷静，如同刘黑仔评论的一样，只做个老师可惜了，她更适合成为革命分子。

方兰本来就是一个大胆的姑娘，每一次外面传来动静，方兰母亲总是赶紧将灯熄灭，生怕日军注意到这里，方兰却大胆地想到阳台上看一看；对于刘黑仔，虽然方兰见他的第一面就是他正扛着用被子包裹的特务尸体下楼，但是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方兰显然也并不怕他；在第一次运送革命传单的时候，被搜查的官兵从箱子里搜到了，但她表现的十分镇定，直接导致那两个官兵以为她周围还有别的同伙在，吓得把她直接就放行了；在表姐的婚礼上，在所有人都被外面的炸弹爆炸声吓得趴到地上时，只有她镇定地推开窗户看天上的战斗机飞过。

后来方兰为了革命，也为了不连累母亲离开了家。

再之后，她的母亲在运送情报时被捕了，得知消息的她回到住处拿出了枪，并制止了彬仔的跟随，我想如果不是在村长那里遇到了刘黑仔，如果不是后来和刘黑仔亲自到宪兵队查看了情况，我想她大概是勇于自己一个人去救母亲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一般情况下，电影或者电视剧里遇到这种类似的情节，我看过的还真没有一个是不去救的，不管是劫法场还是越狱，不管是直线营救还是曲线营救，不管是营救成功还是营救失败，不管是全员脱险还是救了一个死了N个，但是在这部电影里，最后还真的就没去救了！

电影里面关于这一剧情花费了至少几十分钟去刻画，尤其是在树林中，在方兰与刘黑仔到宪兵队亲自勘察过以后，当方兰意识到想要救出自己的母亲可能整个游击队都会遭受到毁灭性地打击后，她的挣扎、痛苦、无奈、自责和最终无可奈何的放弃，全都通过她与刘黑仔之间的一段对话和对话间隙大段的无言来呈现。

最后她看似放下了的往前方走去，却最终又无法忍受地蹲在地上大哭，我觉得这是整部电影里最考验演员演技的一段戏。

方兰最终回到了自己居住的地方，她在那里等回了跟自己母亲一起被抓的伙伴，也等到了母亲的噩耗。

其实个人觉得，在这段剧情上，《明月几时有》拍的还是比较真实的，反而是以前看的电影啊电视剧什么的演的有点假，哪里有那么多同伴被抓了就非要去营救的，就算是去救了也要考虑成功的概率，明知成功的可能几乎无限接近于零还要去救的不是冲动就是没脑子，为了救一个人最后搭上好几个人性命的更是让人觉得无语，还有很多是为了救自己的伙伴找了一帮子别的人一起去救的，结果死的全是别人，这是主角效应吗？

但是看过的好多电影、电视剧里面还就喜欢这么拍，尤其是抗日剧，一堆一堆救人成功，敌人还损失惨重的比比皆是，现实情况下哪里会这样，反而《明月几时有》里的情节才算是正常。

然后说说跟方兰母亲一起被抓的同志，因为不记得名字了，在这里就称她为A。

看得出来A年纪应该不大，经验不足，遇事慌乱而且还有点没脑子。

在码头上，A看到方兰母亲被搜出了革命传单，接着传单被搜出来的官兵扔到水里了，但这个官兵也被方兰母亲糊弄过去而没有真的抓她，这种时候应该是赶紧离开，可是A却十分舍不得传单，如果不是方兰母亲拉了她一下我估计她还能跑过去把传单捞起来。

接着在船上，又有两个官兵上来收船费，方兰母亲给的钱少，一直被官兵针对，还乱翻她们东西，虽说A后来把自己的船费交了暂时转移了官兵的视线，但是官兵还是很“记仇”地坚持要从方兰母亲身上找到钱，甚至已经到了搜身的地步，正常来说，遇到这种情况，机灵点的肯定帮方兰母亲把钱付了，可是这个小姑娘就是一副特别无助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样子看着事情恶化，直到官兵搜出了方兰母亲藏在身上的情报。

当然，也可能是A身上已经没钱了所以没办法，不过我还是觉得应该不太可能，难道她出门执行任务身上就一份船费然后就没钱了？

方兰的母亲也是，我倒是相信她身上真没钱了，不然官兵不会没搜出钱来只搜到了情报，不过她肯定不是家里也没钱了，只是出门只带了一点钱，结果就是这么一节俭，情报暴露了，自己的命没了，还搭上了传送情报的一个姑娘还有李锦荣的命。

看起来这样的情节是挺让人无语的，估计看的时候还会有很多观众在底下为她们着急，觉得因为这种小事被搜出来了实在是不值得，不过就和上文中我说觉得方兰最后没有去救母亲很真实一样，这一段内容我也觉得很真实。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识字的人是凤毛麟角，发展革命同志也不会特别要求人一定有文化，更不会只录取聪明机灵的，A身为一位底层革命人员年纪又还小，遇事慌张没有主见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方兰母亲因为生活节俭所以出门带的钱少也很合理，所以电影拍这么一个情节我觉得其实是说得通的，反而是别的一些电影、电视剧里每一个革命同志都表现又机灵又聪明临场反应快还运气好到爆棚的才是太夸张了一些，我不否认干革命的同志也是有智慧的，如果成为了小队长、中队长的话肯定也能积累更多经验，但非要要求每一位革命同志甚至只是一个小兵都聪明能干这个实在是不太实际。

另外，《明月几时有》在这段也有一点不科学的剧情：因为方兰母亲一直强调A和自己没关系只是路人，日本人竟然就放A回去了，我觉得按照日本人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和根本就不在乎多杀几个中国人的性情来看，A应该会死才对。

被方兰母亲连累揪出来的一个姑娘B原本是银行行长的女儿，长得漂亮，从小念教会学校，说一口流利英文，结果日本人一来自己父亲被天天监视，住到了集中营，自己则托一个日本女同事C的福，用教C英语和她搞好了关系，趁机获取日军情报往外传递，也给李锦荣传过消息。

最后和方兰母亲一起被枪毙，死之前还被要求自己挖坑来埋自己的尸体。

那位日本姑娘C第一次出场跟别人介绍自己的同事，说到B的家庭情况，一直感叹，太可怕了、太可怜了、太恐怖了，但是却一丝为B找人帮忙求情的意思都没有，以她拥有放有重要战略情报房间的钥匙来看，这个日本姑娘出身非富即贵，背景深厚，如果她真有一丝帮助自己同事的意思肯定是能帮上忙的，就算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也可以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她除了一直在那里感叹太可怕了、太可怜了、太恐怖了，就是天天玩玩乐乐吃吃喝喝，也不知道是真的太天真还是太残忍。

最后B被揪出来往外传递情报的事情，也没再出现过她的镜头，让人不禁联想，如果她真的表现的跟自己同事关系这么好，现在发现对方在利用自己，就算不再念旧情反过来怨恨也是可能的，最后却是不了了之了。

彬仔，方兰当小学教师时的学生，同样投身革命，加入小鬼队，专门负责运送情报，在整部电影里，还有他在现今作为老人的回忆，似乎是东江纵队游击队目前唯一在世人员，现在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结尾的时候似乎说了这么一句话：开出租车，不开车没收入，也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想影射什么。

总体来说，这部电影还是拍的比较不错的，几个情节处理的比别的电影真实很多，可能观众看的时候不是很喜欢，但是就电影本身来说值得鼓励。

写了这么多，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看，如果看完觉得不合口味的也没必要勉强自己，我觉得《明月几时有》还是一部好电影的，虽说可能不是很合大部分人的口味，不过我觉得，电影的好坏和票房没有直接关系。

冲着导演许鞍华，冲着从未看过香港地区抗战题材，冲着周迅和霍建华去看了电影《明月几时有》。

这是与以往所看过的抗战题材截然不同的切入点，电影表现了抗战期间香港的民生、民怨，更是表现了抗战期间民众的抗日情节（或许是情怀？

）。

演员尤其是叶德娴演的妈妈，言谈举止，举手投足满满的粤风，太有代感。

电影充分演出了日本占领统治时期老百姓的生活，时时生活在恐惧中，度日艰难。

避难的穷文人，房东小心翼翼的斤斤计较，这场景既表达了一个最普通家庭主妇持家的细致，又充分展现了当时不分身份的艰难，但每一个人都善良的，战争带给百姓的只有民不聊生。

当妈妈听到外面的特有声音，赶快吹灭火烛，告诉女儿（周迅饰）又在抢花姑娘，此时声音有着压低的惊恐，没有夸张的大喊大叫或喘气声，说明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无奈的恐惧。

这也是民众抗战的心理（思想）基础。

周迅读矛盾散文那段绝对精彩，周迅的台词功夫堪属顶级。

点出来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所有的期望。

霍建华饰演的潜伏者也是不同以往的，看似胆小，眼神里没有闪烁着所谓精明，但对感情是热烈的，对潜伏任务执行毫不迟疑，牺牲的不如其他作品的壮烈，但临终那一刻我眼泪夺眶而出，相当感人。

整部电影没有大场面的部队集结战争场面，没有炮火连天的激战场景，有的是抗日的火种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他们随时参战，随时献出生命，为了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恰恰就是这些“平淡”带给我更多的震撼。

电影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对！

就是音乐。

久石让配乐每每出现都是点睛之笔，情绪、希望、悲伤与激情都会随着演员的表演和音乐而调动。

大咖当之无愧。

明月几时有，这句诗在中国知名度很高，虽然当下人心不古，念诗的风气却昌盛不绝。

只消接上一句“把酒问青天”，仿佛这些愁苦和不安就顿时消在酒气中，散在青天里了，一旦和古人的烦恼对上号，我们就点到为止，也“并不走到哪里去”。

电影里他们却说：胜利再见。

许鞍华导演在采访中说道：“要在绝望中做有希望的事”。

据说前期选题材是从东江游击队亲历的两百多个传奇故事中选出方兰和大营救的故事，电影里这帮游击队却显的非常业余和搞笑，讲的也不算什么波澜壮阔的事，这正是许鞍华高明的地方，不厌其烦的细节描写，对日常生活的刻画，把张爱玲的文学理论实践到电影中去了：“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

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

它存在于一切时代。

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

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

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

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以人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现今民族自尊心可以说是空前的强大，但我们并不比以前更自尊自重，这自尊心好像是被吹捧出来的，高悬在半空，给别的人看，表现在影视作品上就浮的更高了，只是迎合观众的快感。

这部电影没有口号，没有大快人心的复仇，敌我对峙的场面轻快的如同静水深流中被礁石打起的浪花，只是拍战时人们对文化人的保护与谦让，拍自私计较的方母到死都说不认识王菀之，以小见大，看出民族精神。

“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

”“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广告大肆宣扬“来看许鞍华的血性”“许鞍华杀气归来”一类骇人的话语，这或许和把这部片当做献礼片一样，都是对许鞍华的误解。

刘黑仔帅气的穿行于街巷，干净利落锄奸杀敌，这样的人，他对刚杀死的尸体说很快就再见。

李锦荣刚求完婚就消失做卧底，再见面是传消息，他说：怕有人跟踪，我就不抱你了。

方母被捕，方兰权衡利弊放弃营救，刚走几步路便软了腿失声痛哭。

这些柔软的地方是人性，也是血性，从这些灵魂里滋生出的勇气才真正算得上伟大。

许鞍华的刀是不出鞘的，她存在于更高的地方，这刀不是一个人杀死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无法征服另一个民族。

这部电影在上海电影节颗粒无收，于东讲了一些不着边界招黑的话，奖项的得失早已不在许导心上，上锵锵三人行的时候文涛问她怎样看自己拍的烂片，她说：我还是很努力，只是一个不成功的片子，可能还是没有达到目的，还是有缺失。

前段时间采访，她说自己以后拍片还是要考虑有没有观众，“你尽管拍，可是没人看! “导演连说这种自嘲的话都带着又萌又酷的神情，她已非常诚恳。

许导说：这些主角个个都是普通人，但他们做了这么酷的事也不认为自己是英雄，这更让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伟大。

在我心中，许鞍华导演也是很伟大的人，她是时代之光。

Ps片中所有的演员在王菀之女士的衬托下都是影帝影后好吗！

在候场时翻了一下豆瓣，没想到评分降到了6.7，哑然之余也疑惑真的有评论里的那么差么？

看完后觉得疑惑是对的。

叶女士真的很好，周迅也没有评论说的这么差。

（方母叫住方兰，给了她一把伞的时候，我没忍住）第一次在电影院看春夏，妆发都好看，身后的男生只要看到她出现就停不住嘴，春夏被击毙时我仿佛感受到男生的心也被击毙了（？

）对了，虽然身在成都，但彭于晏说被调去惠州的时候，竟有一种被点名的感觉。。

嘛，胜利时，我们再见吧。

很早就听说过东江纵队，但得知擅长文艺片的许鞍华导演要拍这个带有主旋律色彩的故事，而且是关于东江纵队护送滞留在港的爱国文人返回内地的故事，我很好奇会有怎样的呈现。

如果以为这部名为《明月几时有》的电影里会有护送途中的惊心动魄和枪林弹雨，那真是天大的误会，因为电影进行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护送就结束了，而且显得波澜不惊，但只要看下去就会发现，许鞍华不愧是许鞍华。

今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把最佳电影、最佳导演等5个大奖都颁给这部电影，的确实至名归。

虽然和许鞍华过往的电影相似，《明月几时有》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但故事主线其实很清楚。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电影讲的是方兰从一个小学语文教师成长为革命者的故事。

除了方兰，电影里还有刘黑仔、方兰母亲方伯母等其他许多人物，但这并非岔题，因为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方兰回应刘黑仔的称赞时说--「环境会改变人，也不是所有人都是现在这样子的」，这些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引领和见证了方兰的成长。

最能说明一个人成长的一定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特别是需要在自己最心爱的人或事上作取舍的事情。

因为这往往关乎切肤之痛，比经历枪林弹雨要沉重得多。

当方伯母因为递送情报而被日本宪兵队关押后，方兰和刘黑仔一起去刺探情况，最后方兰主动放弃营救。

有评论说这是「反高潮」，似乎营救或者不营救都可以，导演选择不营救是刻意为之。

但伤感和伤痛绝不是一回事，故事的发展也有其自身逻辑。

宪兵队总部是日本人驻扎的核心区，守卫森严，方兰母亲身上的情报是极为重要的地图，日本人更不会轻易放过。

一旦要营救，必然是一场硬仗，而且绝对没有把握。

更严重的是，正如方兰所说，「万一出事了，市区中队和短枪队，就都没有了」。

从得知母亲被抓到设法营救再到主动放弃营救，饰演方兰的周迅，每一个表情都丝丝入扣，直抓人心，这种成长带来的痛苦也是痛彻心扉。

这种痛苦之所以成立，也建立在对「特别自私，爱面子，顾自己，可是心肠好」的方伯母的出色刻画上。

影片一开始，她试图用两块糕点说服茅盾夫妇续租，结果并不成功，直接就把糕点拿回来了，其实她珍藏的糕点总共也就三块而已。

方伯母最后死都不说自己认识一同被抓的阿四，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母性，二是不连累别人的性格。

对于第二点，电影里有一处看似闲笔，但我认为对方伯母的选择起到了助推作用。

那就是她代替阿四去伍记药店取东西，药店老板让她到后面去等，那里躺着好几位受伤待医治的革命者。

因为正视过淋漓的鲜血，方伯母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牺牲，体现了在那样一个国难当头的时代，哪怕是寻常百姓，在渺小中都可以折射出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大。

类似的闲笔还有很多。

比如电影里关于搜查的戏有三场，方兰一场，方伯母两场，方伯母就是因为第二次搜查不过关而被日本人抓了。

前两场是中国人查中国人，最后一场则是印度人查中国人。

这也为方兰所说「不是所有人都是现在这样子的」，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脚注--乱世里有些中国人选择了委曲求全，但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他们仍会照顾同胞，这是异国人做不到的。

这些点滴，并不意在「歌颂」，但的确创造出了一种「认可」，并让人看到希望。

影片最后，刘黑仔向方兰告别说：「我告诉你，打从我第一天加入短枪队，就没有想过活着出来。

」虽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电影哪怕再惊心动魄，主角都不会死，如何让主角一路活下来，又能让观众体会到这种生死不定，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就说到了刘黑仔和战友为运送枪火、乔装成送父亲回乡下下葬的一场戏。

战友们一时放松警惕互相说笑，让路边的汉奸产生了怀疑。

前脚才杀了汉奸，后脚日本兵的队伍就到了。

恰恰也正是有了汉奸做了替死鬼，原本藏在草蓆卷里的枪火才没有被日本兵发现。

这场戏画面明快，甚至还有些幽默，但其实是命悬一线。

刘黑仔把汉奸的尸体抬到路边草丛后说了一句：很快就见面了。

谁和谁见面，在哪见面？

「从没有想过活着出来」，绝不是说说而已。

方兰和刘黑仔约定胜利后见，但就好像方兰没能和方伯母「胜利后见」，方兰和刘黑仔的这一别也是永别。

根据资料，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5月1日，刘黑仔在南雄县界址圩调解民事纠纷时，遭国民党军包围，在突围时不幸大腿中弹，后染上破伤风而牺牲，年仅27岁。

方兰先后在香港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回到广东工作，并于1998年去世。

这是后话。

电影里，随着刘黑仔的行船远去，远去的山影逐渐清晰，忽地，太平山下现代灯光亮了起来，海上生明月。

第一次在洛杉矶看中文电影，就是许鞍华的《黄金时代》。

一个人去，空空荡荡的剧场，散座的三五人，从开场安静到离场。

这一次的《明月几时有》也是如此，仿佛文艺片的标配。

电影开始前的第一个预告片是冯小刚的《芳华》。

色调，节奏，画面，音乐都是满满的青春气息，也不吝惜各色华丽的辞藻来描绘青春。

“青春是无限的憧憬，恢弘的想象，是无穷的希望，是勇气的勋章……”一下子让我联想到革命与青春的关系。

凡生物都会趋利避害，这是生存本能。

在特定的历史年代，却总是有许多年轻人甘愿飞蛾扑火，燃烧自己短暂的生命，为理想，为某种主义，为反抗，为某个意义献身。

抛开伟大的历史与社会意义，以我一向小的格局来看，我关注个人，自我的深层动机。

我想很多人是想以一种荣耀的形式定格青春，从而完成“不朽”。

因为青春的大敌不是老去，是内心再也没有火焰，是曾经沧海以后的淡漠。

为了保住那份激情和炽热，失去这肉身也值得换回永恒的嘉赏。

于是他们高喊着口号，在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历史画卷里“抛头颅，洒热血”。

可是看完这部电影，萦绕在我脑海的是这句仿佛在骂人的话“如果献身意味着拋你妈的头颅，撒你妈的热血，你的亲妈，你是否还是那么义无反顾？

”许鞍华电影的关注点从来不宏大。

她书写小人物的人情冷暖，描绘生活细部的褶皱，再用温情一一熨平。

近几年好像有意选择有历史情怀人文关怀的题材，也触碰了“抗日”这样大的主题，可用的还是她一以贯之的方式。

方兰不是传统意义的女英雄。

刚刚出场的她乖巧地抱着一只兔子。

那个画面瞬间把我带回《像雾像雨又像风》，周迅仿佛又化身单纯懵懂的大小姐。

这个我最喜欢的女演员就是可以在四十几岁时还能自然演绎出少女的气息。

她是文艺女青年，在矛盾先生面前背他的诗，眼睛里闪着光。

第一次做地下工作，接上头的瞬间，她的眼里也闪着同样的光。

那是一种向往，青春特有的向往。

向往把自己的生命投入更大的意义之中，向往青春可以以某种方式不朽。

于是面对危险，她没有表露出任何恐惧，甚至充满了调皮的欣喜。

深夜发放传单，那跳跃奔跑的背影跳着青春的圆舞曲。

然而这一切终结于母亲的被捕。

我想敌人摧毁不了她的意志，即使夺去她的生命，甚至是爱人的牺牲。

可是那个是她的母亲，她小气自私却爱她如命的母亲。

母亲去送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那个傻乎乎的小姑娘做不好而连累到自己的女儿，结果却被捕。

电影聪明的地方是母亲被捕和审讯的场面没有直接拍出来，只有方兰的担忧。

那青春恢弘的想象中将怎样脑补日本人折磨拷打母亲的场面，如此更痛彻心扉吧。

所以当方兰决定放弃营救，在暗夜的路上蹲下来失声痛哭的那个瞬间才格外震撼。

我想就是那个瞬间吧，她的青春就此终结。

电影终结在方兰告别了刘黑仔，眼神平静地望向江河明月，过渡到如今高楼林立的香港。

我很好奇，此后方兰的人生。

回来查了一下，她平安地活过了战火纷飞的岁月，甚至活到了香港回归。

刘黑仔没有，牺牲在内战的战场上。

那么那句”胜利后再见“终成等不到的承诺。

我只能猜想在此后的人生里，想到自己的抉择，想到给自己做菜送伞的母亲，她反反复复愈合不了的伤痛。

值得吗？

自己的命，值得。

那你妈的命呢？

值得吗？

谁又给得出答案。

前几天看到一篇写许鞍华的文章，说她获奖无数如今还和老妈租房子住，坐地铁出行。

我的感觉是她是一个目的很单纯的导演。

她有想讲的故事，就用心讲好，别的不重要。

很多导演想要的太多，于是电影反而呈现出一个面目模糊的怪胎，让人无法接受。

所求不多，专注的匠人精神，在浮躁的世界里，格外值得赞赏。

在电影中露了一下脸的她，很可爱。

还要表白一下久石让的配乐，不刻意煽情，随情绪自然流动，每一个音符的起落都恰到好处。

好电影和好音乐，最美的都是余音绕梁的余味。

1 电影第一部分，一群文化人和大学者，在香港当地游击队的帮助下，逃出了沦陷区。

电影的最后，一个“自私自利“，为了房租连两块糕点都舍不得给人吃的姨太太，为了革命情报牺牲了。

在我看来，《明月几时有》和《色戒》其实没有巨大分裂。

方姑娘只是王佳芝的变身，她的革命热情没有送掉自己的命，送掉的是她娘的命。

王佳芝投身“革命”，是因为那次舞台演出后的掌声，是邝裕民台下的一声呼喊，她乱世飘萍的身份需要抓住一丝存在感，用生命演出弄假成真的戏码。

方姑娘在营救茅盾的过程中被李二黑看中，入了坑。

一部分是她文艺女青年的家国情怀，一部分是营救行动成功后带来的成就感。

被霍建华拉入坑的春夏呢，一半是家恨，一半大概是霍建华的美色吧。

王佳芝的女性意识战胜了一切，爱也好欲也好，她用肉身和革命的洪流撞击，丢了命。

温柔的男导演李安没有张爱玲那么cynic,结尾他让易先生流了泪。

许鞍华是女人。

看《明月几时有》，脑子里一直翻出《千言万语》里李丽珍的阿凤，为了爱情参加民运，最后逃不过被骗被玩弄。

她从情人的车猛地跳下来。

女人没有文人温柔，女人不怕死。

2李丽珍那年33岁，演少女还藏得住。

可是周迅已经43了。

革命者需要年轻人来演，电影散场一直在脑补，这个角色是不是该找周冬雨（小周迅），又或者马思纯，更适合头脑发热的女文青形象？

年轻人有热情有热血，说好听是理想主义，说难听是冲动任性没脑子。

方姑的妈说，杀日本人的都是英雄豪杰，哪是你这样子的？

她说对了，真正的英雄豪杰，不是她女儿，是她自己。

叶德娴那句台词，不疼，没有第一胎疼，太催泪了。

每个母亲都是英雄豪杰，为女儿都不怕死。

母女两同提女主角的话，肯定叶德娴赢面大。

3霍建华和彭于晏。

一阴一阳一文一武，一个搞特务一个打游击。

未必彭于晏演技好得多，两个人都恰到好处。

霍建华不露声色脸（面瘫脸）也很符合角色的，并不出戏。

但彭于晏太占便宜了。

李二黑就是武侠小说里的绿林好汉吧，空空儿精精儿，打不死星人，太浪漫太动人，简直是对“革命“的彻底洗白。

我们脑海里的“革命”不是早就被李安颠覆了吗，被王力宏和庹宗华们幻灭了么？

许鞍华又把最初那个浪漫英雄找回来了。

所以，招募周迅入队伍那场戏，看起来一点不让人讨厌。

拉人家下水陪自己去做不要命的活，罪过啊罪过。

可是他来做，随便换个姑娘大概也会同意吧。

不是为情为爱，不是王佳芝对邝裕民的那点小心思。

就是傻乎乎的那点理想主义。

但理想主义有用吗？

英雄情结有用吗？

亲娘都被自己连累死了。

死掉的又何止是叶德娴和春夏们。

抗战里的一个个游击队员，他们的生命是否真的在改变历史洪流？

那些成千上万的可歌可泣浪漫故事，对战争的大趋势到底有没有一丝作用？

和美军两颗原子弹相比，烈士的人命算什么？

看完《色戒》觉得，一切皆虚妄 。

可是这电影又在说，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就是，命其实不重要，做自认为正确的事才重要。

这个才是中国文人情怀吧，虽然这种情怀好像只在书里见过。

所以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是彭于晏埋完汉奸的尸体说了句，很快会见面的。

生死置之度外，文人最爱写的武侠风骨，都给李二黑一人了。

4梁家辉的说书人，可以对应《千言万语》里的说书人。

《明月几时有》是《千言万语》的姐妹。

想起了有趣的周边：内地出《千言万语》盗版DVD，居然自行把开篇那段讲香港民运的说书人戏减掉了。

盗版商真TM有觉悟...5有说结构烂的观众。

蛮想问下，看不看卷轴画？

一边铺开一边观赏，看完前面看后面，前面的又卷起来了。

这电影就是卷轴画。

大文豪开篇，老出租车司机结束。

香港沦陷了，文豪逃得最快。

留下小百姓们抗日。

不想做英雄的母亲，为了想做英雄的女儿，成了烈士。

到最后，抗日英雄还在开着出租车。

原载于文慧园路三号2017年迄今最好的国片出现了 文 | 落木君，纽约大学电影系许鞍华的新片《明月几时有》，算起来，是她第四次讲民国的电影了。

这部片子虽未正式上映，但在上海电影节和北京的点映与影迷见面后，已经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观众的反应褒贬不一，有人感动得落泪，有人则觉得有些淡而无味。

看豆瓣上的评价，很多人觉得，故事讲得有点散了，有点不知道说的啥。

落木君去看了北京的点映，个人觉得，片子质量让人十分惊喜，可以算得上2017年华语电影年度最佳了。

很多豆瓣网友所说的“叙事散漫”，其实恰恰是这部片子的精华之处，是很高级的东方文人叙述方式。

形散而神不散，看似处处是闲笔，但仔细一品，无一处是闲笔。

看似东拉西扯，絮絮而谈儿女情长，百姓琐事，看完全片，你会发现许鞍华的野心，她勾勒的，是整个香港抗战时期的风俗长卷，她描绘的，是整个民族的韧性和旷达。

形散神不散 电影讲的是40年代的香港，东江纵队的游击队抗战往事。

以港九大营救中，营救郭涛和蒋雯丽扮演的茅盾夫妇为引子，以点带面，引出了三支主线：以彭于晏饰演的刘黑仔为代表的，正面抗敌的短枪队，以周迅饰演的方姑为代表的，传输情报的情报人员，和以霍建华饰演的锦荣为代表的，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

而方姑作为主线人物，她与锦荣的情愫，与刘黑仔的惺惺相惜，与母亲和童子军郑家彬姐弟等其他情报人员的感情，串联起了整个故事。

三支主线相互交错，网罗了香港抗战往事的各个阶层，但导演笔墨有浓淡，人物却全是立体的：战时笔耕不辍，却不得不颠沛流离的文化名人，精打细算勉强维持体面婚礼的普通市民，有春夏饰演的富家千金这种看似奢靡，实则心怀信仰的名媛交际花，还有喜爱中国文化，但永远也无法理解中国的日本军官。

甚至连港口负责搜查的普通老百姓，许鞍华也精雕细琢，将其犹疑又怕事自保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些细腻的对世情的群像描写，恰是导演想让电影呈现的状态：国难当头，不同阶级，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都在拯救自己，拯救这个民族。

细究下来，每一处似乎旁枝斜逸的细节，都有情节的勾连。

譬如春夏饰演的富家千金，与日本上层的女子纵情歌舞，似乎沉沦于乱世中短暂的欢愉，一度让人疑惑，这与电影中的主线故事有何关联，但随着叙述展开，参与情报工作的方姑母亲被捕后，春夏也同时被捕，我们才恍然大悟，她原来也是心怀大义的抗战人士。

霍建华饰演的锦荣，是周迅饰演的小学教员方姑的男友，他突然的求婚，和求婚不成后的告辞，一度让人摸不着头脑，直到电影最后，观众才理解，在向女友求婚的时候，锦荣已有了为国赴死之心。

再比如作为日方中文教师的锦荣与日本军官的几场对手戏，更是寥寥几笔，却画龙点睛，含蓄表达出导演对抗战的态度。

两人的微妙关系几乎成为抗战时中日关系的隐喻。

日本军官倾心于中华诗词的精妙，但永远参不透其中精髓。

剧中借用七步诗的典故，显出了日本军官对大国文化的掌控欲，不尊重和傲慢，锦荣情急之下随口做对的诗却不卑不亢，绵里藏针。

这些细节都在故事最后严丝合缝地对隼了。

这种看似散漫，其实草蛇灰线的叙事方式，其实是从古至今，汉民族特有的古典叙事。

任何一个在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小说的浸淫下成长的中国观众，都应该会觉察到一丝久违的舒适感。

散点叙事 最让人击节的，是梁家辉饰演的童子军彬仔的伪纪录片采访式的旁白插叙设置。

在此片中，梁家辉饰演老年的郑家彬，昔日的童子军，曾与方姑等东江纵队成员并肩作战，传递情报。

方姑，刘黑仔，锦荣等人的故事，是由他的碎片式回忆，勾连在一起的。

这样的形式，乍一看有点像关锦鹏的《阮玲玉》，或许鞍华的上一部电影，同样以个人的沉浮描写整个民国文坛的《黄金时代》，细究起来却全然不同。

梁家辉彬仔的采访，是戏中戏，梁家辉虽直接向观众叙述，但他扮演的仍是戏中的角色，而非梁家辉本人。

采访本身也是戏中的情节，剧情因此用彬仔的采访作套子，以插叙形式出现，结尾又回到彬仔的开车离去。

更妙的是，戏中的情节虽由他的采访引入，但视角却是全知视角，超出了他在东江纵队时，作为孩子的视角。

剧中对于刘黑仔，方姑母女和锦荣的描写深度，远远超出了彬仔所知。

这种叙事手法足以看出许鞍华导演的文人气质，民族美学！

落木君不由得想起前段时间，奇爱葛格在北影节做的“文人电影”特别单元。

其中的《小城之春》，女主角玉纹那种超出了全知视角的旁白，也一度让中外学者既着迷又疑惑。

君君一直觉得，恰恰是这种全然自由的，游离于内心和客观世界的旁白描述，掌握了中国文化五千年来写意表述之精髓！

君君先班门弄斧，举个绘画的例子吧，在毕加索立体主义之前的西方绘画中，老外们一般使用单点透视，比如下面这幅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透视点在正中，画出的是事件发生的一瞬间。

而东方的绘画思维是散点透视，比如《清明上河图》，透视点有很多，使得一幅画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超越了一时一地一个人的感知，可以自由穿梭千里江山，移步换景。

这种放飞自我的自由表现到了古典小说里，照北师大郭英德老师的总结，变成了一种“散点叙事”。

比如说，水浒传里写武松对付孙二娘，是这样写的：先全知叙述武松的动态：武松也把眼来虚闭紧了,扑地仰倒在凳边。

这时就开始说武松的听感：只听得笑道:“……”便叫:“小二、小三,快出来!”只听得飞奔出两个盛汉来,听他把两个公人扛了进去,“一只听得他大笑道:“今日得这三头行货,倒有好两日馒头卖,又得若千东西。

”听得他把包裹缠带提入去了,随听他出来。

然后突然又转到旁观者的视角：看这两个汉子扛抬武松,哪里扛得动?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

又回到武松的听觉：只听得妇人喝道……古典小说这种“散点叙事”的手法，随处可见。

这种描述已经跟电影分镜头脚本似的了。

而到了戏曲里，这种散点叙事的思路，成了戏曲的代言体，变得更加放飞了，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自由穿梭毫无障碍。

主角上来先念个定场诗，跟观众讲自己的身世，一会儿在剧情里，一会儿又背着剧中人跟观众讲两句心里话，甚至直接作者附体评价一番。

角色知道的事情可以大于剧情，也可以小于剧情，还可以等于剧情，而不会精神错乱，偶尔各怀心思的两人同时跟观众讲话，剧中人还可以选择性耳聋，互相听不见，最后下场还仿佛未卜先知似的，预告了自己身世。

对于精通京剧之精髓的费穆导演， 《小城之春》中玉纹的旁白，自然而然就是这种操作，这足以让洋人震惊了，但是对于放飞自我的中国人，咱是见怪不怪。

而《明月几时有》中，梁家辉饰演的彬仔在散点叙事之外，还是一个重要的“功能性人物”。

他就像《桃花扇》中的老赞礼，《长生殿》中的李龟年，《红楼梦》中的贾雨村，作为一个群戏中的“纬星”。

彬仔的采访，让导演可以自然地打破电影的第四堵墙，自由表述。

他既是场外之人，评点戏中人事；又是场内之人，展现当年世事。

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不仅在电影的叙事结构中可以“细参离合之场”，而且在抒情中承担着抒发“兴亡之感”的重要任务。

而梁家辉教科书般的演技，也很好的完成了这一任务，他的表演无比真实，连脖子上的皱纹都特别有戏。

如果不是知道他是梁家辉，观众简直要误以为这是真的人物采访。

彬仔的设置，hold住了整个故事的“形散”，而且拉开了时间的跨度，让细腻的，细节上精雕细琢的故事，一下子有了沧海桑田的宏大感。

借离合之情，抒旷达之感 和孔尚任，曹雪芹一样，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电影叙事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手法。

通过方姑的成长，与两个男人的情愫，与母亲的生离死别，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兴亡之感。

这种家庭伦理的故事内核，写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其实一方面延续了许鞍华从《客途秋恨》到《黄金时代》一以贯之的细腻又客观的描述，另一方面，又沿袭了民国文人电影传承不息的民族美学传统。

《明月几时有》让我想起，郑君里和蔡楚生两位影坛巨匠联合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同样也是用诗句作题，同样讲抗战，同样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叙事手法，也同样有望月场景，每当江上月圆时分，忠良月下“永远团聚”的誓言，成了发妻素芬生活下去的信念。

“明月”作为一个民族希望的象征，也成为两个电影共同出现的意向。

但不同于《一江春水》表现出李煜式的沉郁，《明月几时有》就像它所引用的苏轼的词句，全片有一种港人特有的从容旷达之感。

没有悲悲戚戚，只有为国的奋不顾身和乐观向上。

从影片开头被营救离港的一句“胜利再见”，“胜利见”成了所有抗战时港人心中的明月，从侠客般神勇的刘黑仔，到娇小瘦弱的方姑，到方姑年迈的母亲，所有港人，怀着希望与乐观的心态，积极抗日。

虽然刘黑仔也有“入了短枪队，就没想着活着回来。

”，方姑母亲也有“死不重要，不要连累队友。

”但每个人说到生死，都有一种旷达和乐观，甚至有种幽默。

这种幽默的背后，是香港人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自信。

胜利后见没见，影片悲悯地在此处留白，我们每个人也心知肚明，苏轼的水调歌头也已经给出了答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本片的旷达洒脱正如苏词的最后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体现在影片末尾，惊艳的长镜头，明月照耀下的香江边，香港，东江纵队曾经抛头颅洒热血保卫的地方，已是高楼林立的大都会。

许鞍华的民族认同感和港人的自豪感，在一个镜头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正如《客途秋恨》中她借爷爷之口说出的“不要对这个国家失望。

”，本片中也洋溢着一种极其旷达的民族自豪感。

明月，是这个民族千百年来坚强不屈的希望。

我想，这也是许导演为什么要把本片的英文名起为：Our Time Will Come的原因吧，不管当下有多糟心，香港人总相信，我们的时代会到来。

这部片子也让我对17年的中国电影有了希望，在商业化IP化的大潮下，我们仍有这样的导演，坚持民族美学，文人风格，坚持讲述本民族的故事。

有人担心这部明星云集的文艺片会不卖座，我却是比较乐观的。

在上海电影节，曾经有导演怒喷中国观众是“垃圾观众”。

但我想，曾经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一部长达三个小时的文艺片史诗长卷，能够在上海引起巨大轰动，每七个人就有一个看过《一江春水》，甚至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格局，连***败退到台湾时，甚至觉得《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乌鸦与麻雀》，让国军失了民心和江山。

那时的观众欣赏得了《一江春水》，现在往返于京沪两地，在电影节受到各种高级片子洗礼的观众，就欣赏不了《明月几时有》了吗？

观众都不傻，好内容，观众都会懂的。

随便谈谈。

《明月几时有》的缺点还是很明显的，比如虽然女主是方姑，实际上最亮的戏点（戏剧冲突）集中在了方母身上，从吝啬小气的房东到凛然大义的英雄，她身上有家与国、女儿和良知之间的纠缠和转变，没准是叶德娴的戏被剪弱了，无论如何，关于方母的情节量是极不足的。

母亲不够丰满，周迅的发挥空间也会变少，一损俱损，以致方姑这个角色很难拎起以她为核心的众多配角人物，包括彭于晏、霍建华、沈先生、鲍起静母女等等。

举例，前半部分的电影走向会让观众对彭于晏和方姑之间发生一些情感（不只是爱情）连系有所期待，但电影没有满足观众对这一块的想象。

创作者不必满足观众的想象，但当创作者引导观众走向一条路，则要为这条路的终点而负责。

再比如，片始大篇幅刻画沈先生夫妇以及众多文人离港的事，创作者看似想借一群大知识分子的逃命之弱，来托出穷乡僻壤之间一群小人物的生命力之强，但在我看来废笔较多冲散了主线，茅盾存在的唯一功能，大约就是启蒙方姑，这并不需要太多篇幅，也并不需要多次转换视角，视角应集中在方家母女身上，而主视角在茅盾的部分情节可删。

因为既想讲明白一对母女的故事，又想推一个某种群像式的素描，最后可能就是两部分都讲不好，很多重点情节没了后文，“胜利后见”变成了再也不见（历史上或许没有发生，但作为艺术故事，明笔也好伏笔也好，是要对重点情节的结局有所交待的）。

我觉得许导讲《桃姐》可以，遇上《黄金时代》这样的群像戏就容易纠结。

不过，很难说这是一个烂片，我个人很喜欢它。

它的音乐，它在一些历史细节上的极度写实和还原，它寥寥数笔对一些小配角的表现，都显示出导演的功力。

这二十年，港导里就立住了一个许鞍华，她身上有着极突出极丰富的作者性，不仅仅在于她如何运镜，如何去讲故事，更是在她始终如一的文人气质，以及对小人物的悲悯和对人性的反思上。

她如果拍得不好，不能算是烂片，而只能算创作失误。

好作品是启发心智的。

这部电影没有明面上的波涛汹涌，却像是一场微雨或者一条山溪，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在当下这样的环境里，它的一句对白——杀鬼子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可是如果人人都这么想，谁还去杀——就足够让我们反思自己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