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的守护者

看了两遍，每次都是泪流满面。

打开电影之后的第一个场面就已经深深的吸引住了我，里面的主人公安娜在开始就叙述关于自己为何来到这个世界里的问题，她的结论是为了解救得了癌症姐姐。

安娜是一个善良、勇敢的女孩子，为了姐姐一直忍受着手术的痛苦，并且还毫无怨言的照顾着姐姐，面对着被自己告上法庭的妈妈和别人的冷眼她还是坚持着与姐姐的约定不肯说出真相，这只能证明她是很爱姐姐的。

这部影片更吸引我的是它的叙述手法，是把现在与过去和回忆互相穿插起来的，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喧哗与骚动》的意识流的感觉，影片有关于每个人对同一件事件的叙述和不同看法，这也让我意识到了不同人物在不同的立场上有不同感受的问题，也有点了解到了父母不愿放弃儿女生命的急切心情。

影片里虽然呈现出了亲属之间的各种情感，但让我特别有感触的还是母亲对凯特的爱，她明明知道凯特想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是她的潜意识却在不断的排斥着这个想法以至于觉得凯特没有对她说过这种丧气的话，她的生活因凯特的病情而全部改变，没有了自己只身为一个母亲，就算知道母爱非常伟大但是她的爱还是让我再次感叹。

影片中以妈妈和安娜的官司为主线，所以很多人会忽略爸爸和哥哥对凯特的默默奉献，但在影片中的细节中还是能观察出来的，例如，哥哥在路边不断纠结的场面让我印象深刻，还有爸爸带着凯特去海滩时的表现也可以看出他对整个家庭的爱意和责任心。

总体来说，这是一部用亲情为主题表现面对死亡的故事，影片安娜说过，死亡就是死亡，它仅仅是死亡而已，我们该记住的应该是活着的时候，也就是曾经，就像安娜所说的不是姐姐死了而是我曾经有个姐姐。

爱包含了什么？

亲情爱情友情？

这是当然的。

这些情感充满了力量，充满了温暖！

在写这篇前，愿爱与你我同在。

人活在这个世界，总是有理由的。

虽然渺小，但是其过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可能在整个世界中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谁又能保证不是蝴蝶效应在影响着这奇妙的世界呢？

凯特是不幸的，面对如此的病魔的折磨着自己的身心，还必须要煎熬着等着希望的到来!就如最后的结局令人惊讶和感动以及无奈以及那发自本人内心无尽的不知何味。

如此感受谁又能理解和一起分担呢？

也许影片中的泰勒就是为了这个而出现的。

上帝是公平的，虽然这个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但是对于凯特来说，如此的爱情，已经最好的一份礼物，是那么的充满了真实感甜蜜感。

她能感受到彼此给予对方的那份爱以及继续活下去的信心！

相同的经历，相互的理解和默契，这一定是非常棒的分享和依靠感！

也许这就是幸福！

只要有幸福，周围都充满了可爱的人！

也许这就是爱情的魔力！

情感的力量！

爱的伟大所在！

如果不是因为癌症我就不会遇到你说的多好！

机缘巧合也罢，蓄意也罢。

理性的人肯定会想到概率，为什么会如此相遇？

但既已相遇，又有多少概率能相爱相知相守？

这些其实已经都太奢望了。

有了爱，就好好珍惜，享受其中的幸福感吧。

愿智慧和幸福同在吧！

也许看到泰勒的故事片段后，我们都是充满了感动和祝福感。

多好啊，如果世界上每一件小事都能如此充满了快乐和幸福感那多好？

但是现实就是总愿意让他人去接受新的挑战！

不幸的人会遭受更大的磨难，幸运的人会回归到零。

如此巨大的落差打击，加上接连的困境围绕在自己身心上？

凯特能勇敢面对，继续活下去已经是令人无比敬佩了！

5年的期限早已变成一个逾越的小障碍，但是面对上帝的刁难？

普通的人又该如何面对？

懂得珍惜后，也要学会放弃。

虽然如此的选择是那么的痛苦。

但这也是一种选择，是一种深思后的自主选择。

作为高等级的人，作为一个懂得尊重和愿意和他人分享一切的人来说，这些应该都能理解，虽然这个理解过程是多么的令母亲心疼。

妹妹要有自己的医疗自主权，姐姐要的是自己能不再痛苦的死亡权。

这些都是民主自由人权的体现？

答案是肯定的。

虽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流程的确定以便不被坏人所利用，但是其目的还是值得每一个人去思考和赞同的吧。

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个观点。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下最近一篇新闻热点：某24岁女孩，因为患癌症晚期，其父母和男友都抛弃了她，让她在最后无依无靠的离开了人世！

悲哀啊！

不过这不幸中又有了一点进步！

医院没有抛弃患者！！！

医改虽然困难，但是有进步，因为如果是以前，可能结果也会被医院所抛弃！

个人承担不了，那只能指望家庭！

但是家庭不能依靠！

除了社会，还能有什么？

如果一个社会，连如此一个即将离世的病人都无法接受！

那你说我们所在的世界里还能指望什么？

社会中的个体就如一个人体内的细胞一样子，如果个体都异变了，结果会如何？

其实结果都知道，只是呢，坏细胞不是哪么容易被消灭，而有人因为学识背景智慧等因素又愿意接受！

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面，有免疫的好的细胞们面对N倍于自己的细胞还能做什么？

除了努力进取团结协助还能如何？

如此是一种鼓励和支持！

充满了亲情和负责态度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必定也异常能懂事。

一直相信，接触的不同事物能让人去感触自己的内心灵魂并与其一起成长！

父母那伟大的爱，令孩子们也充满了异乎寻常的爱。

如果不是到最后也许没人能感受到，原来导演想表达的爱太深太深了！

只是为了影片，他不得不选择如何才能更好地突出重点！

而且如此的爱的表达，虽然可能是平淡一点，但结局的审判却将它急速升华到最高点，原来这还是爱啊！

因为爱，还是爱！

这也让如此温馨的影片中的点滴不连贯的剧情有了其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医疗自主权是一个、爱不一定是拥有，爱的放弃，让自己爱的人去享受她期望的人生和结果，这更是一种爱，是深入骨髓的爱，充满了亲情理解和尊重的真爱！

这又让我想到了《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推荐给大家！

可能东西方文化对于如此类似的爱理解不同，展现方式也就不同了，但是其中的意义都是相同的！

爱就是这么毫无界限！

爱是一切力量的根源！

凯特的离开是没有遗憾的！

有的只是开心和安心，亲人的祝福以及期待再次与泰勒的相遇，令她充满了幸福感！

爱，需要支持，也需要重视爱的自主选择。

适时松手，让爱获取尊重！

影片取名姐姐的守护神，表现的是充满爱心的人群对于自己所爱的人的守护！

只要有爱在，你身边就不会孤单和孤独。

当然了，成为被守护的人同时，愿你也能最终成为守护他人的神！

可能是根据很久以前的小说改编，所以影片里面对于白血病医疗的某些方式的展示是很久之前的老方法，就偶所知现在的科学方法不用那么受罪了。

现在骨髓干细胞的提取也就是和献血差不多的方式，只是时间较长一点而已。

记得上周有个热点新闻就是说有个高考学生为了捐献骨髓干细胞而去北京捐献，可能会放弃高考了。

在这里先向这位小大人表示下敬意！

毕竟愿意捐献骨髓干细胞的人少之又少，况且这位孩子才成年就能通过自己的学识文化将如此的救命大事决定了！

可见我们现在对于文化科学的教育的不断改善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有文化的人言行一致不断进取为社会文明进步而努力，而没文化的人继续固步自封拖后腿不说，还不断助长社会问题，令人汗颜。

只是想说：加入骨髓干细胞库，是有益社会自己的好事！

需要年轻的有文化的我们一起努力去宣扬！

最后还是用影片中的经典台词结尾：你只是太爱她了而不愿意放手。

女儿上诉自己的母亲，这种事情估计只有美国才可能了，让人觉得有在炫耀美国司法体系的嫌疑。

整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影片接近末尾时，Kate病逝前一夜，侧躺在病床上抱着哭泣的母亲，试图安慰她的一幕。

从头到尾，卡梅隆迪亚茨饰演的母亲都显得武断、专横，使出一切办法、牺牲一切也要保住Kate的生命，但终于在Kate主动要求放弃继续治疗的时候放下了执念，展现出了软弱的一面。

而Kate在与病魔搏斗了11年后，给了全家人一个解脱，并永远活在了家人的心中，成为神一般的存在。

设想以前医疗技术不发达的时候，小孩子患了绝症或者体弱多病可能就夭折了，活下来的都是生来命硬的，而且出生率高，死掉一两个也不会影响人类繁衍。

如今医疗技术发达了，出生率下降了，反而生出许多倍受折磨的灵魂，不知是幸事还是悲剧？

如果摯愛之人得了不治之症，你會選擇讓他順其自然離開，還是拚了命都要讓他多活一天？

『姊姊的守護者』就是這樣一個為「愛」陷入兩難的故事。

影片根據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的暢銷同名小說改編。

母親為了讓得了罕見白血病的女兒凱特活下去，辭去律師工作，放棄一切，將所有生活重心全放在女兒身上，甚至為了拯救凱特，而生下小女兒安娜。

表面看來和諧的家庭，背後卻隱藏了一觸即發的風爆：一心救女兒的母親，不自覺忽略其他家庭成員的感受，特別是和姊姊基因相符的小女兒。

從小只要姊姊一發病，安娜就得跟著進出醫院，提供凱特醫療上所需的幫助。

從來沒有人問過安娜願不願意？

會不會害怕？

彷彿她就是為凱特而生，只有凱特重要，她一點都不重要。

於是，年僅十一歲的安娜決定悍衛自己的身體使用權，她愛姊姊，但她也不想再任母親擺佈。

母女倆對簿公堂，各自堅守立場，展開一場愛的角力。

【母親的愛：我愛妳，妳一定要活下去】一開始就知道這是一場沒有勝算的拔河，即使堅強的母親從不放棄任何希望，整部電影依舊瀰漫著濃濃感傷：陽光下，晶瑩剔透的泡泡映照著全家開心跳躍的身影，燦爛無比的笑容彷彿不曾烙下暗影。

然而，轉瞬即逝的泡泡，似乎又意謂著幸福時光只在一瞬之間，一切終將成為幻影，一如生命來去，從來沒有任何道理。

然而，人的生命力也源自於此，期望能延續摯愛之人的生命，期待能用更厚實的回憶對抗死亡的威脅，因而不顧一切拚命向前跑。

電影中的母親就是抱著一定要讓女兒活下去的信念活著，她把悲傷化為力量：生下小女兒救大女兒，再痛苦的治療她也陪著女兒，當凱特因化療掉光頭髮產生情緒反應時，她二話不說馬上剃光自己的頭髮，那一幕帶給我極大的震撼，彷彿在告訴凱特：『媽媽和妳在一起，妳不要怕。

』展現了一個母親為愛的超強意志力，那種就算犧牲我的全世界也要陪妳一起走的信念，悄悄刺穿了凱特內心的恐懼。

愛是一種力量，但有時太強的愛反倒成為負擔，過度堅持不小心就變成了一意孤行的偏執。

為了讓凱特活下去，母親顧不得其他人的感受：她忽略了兒子成長過程中的閱讀障礙，也忽視了小女兒捐贈器官給姊姊的恐懼，“感覺自己沒那麼重要”成為其他兒女心上的陰影。

她甚至忽略了凱特的意願，習慣了一路向前奔跑，再加上一定要贏的律師性格，讓她不容許半途而廢，不讓死神有縫隙可鑽。

然而，一心想贏的背後，承載的是一旦輸了將無路可走的恐懼。

那場父親和她不惜離婚也要帶凱特去海邊的戲，說明了再怎麼緊握也得適時鬆開，放愛自由。

人雖難以勝天，但至少愛與期待能緩和生命的痛楚，不再緊迫盯人，才能共享一段難能可貴的美麗時光。

【兄妹的愛：我愛妳，妳想走就走吧】電影中的手足之情亦十分動人！

健康的哥哥和妹妹因為凱特的緣故，無法和一般小孩一樣無憂無慮成長，還得時時面對凱特發病時的慘況。

然而，兄妹倆對凱特的愛並未因此而減少：拙於言詞的哥哥，努力畫出凱特的樣子，彷彿在告訴凱特妳永遠在我心裡；被迫長大的妹妹，從小就為了捐贈器官給姊姊，忍受疼痛，她依然無微不至的照顧姊姊，和她在一起。

兄妹倆一心希望能讓凱特好過些，只要能為她做的，他們都願意。

最後，兄妹倆和凱特在病床前相擁的畫面，一直浮現在我腦海中，他們一左一右撒嬌似的依偎在凱特懷裡，此時，笑容滿面的凱特彷彿變成了照顧者，輕聲安慰她的哥哥和妹妹。

愛，有時真的不需要說太多，將千言萬語化為一個溫暖的擁抱，真實的溫度會為他們記住愛的痕跡。

【姊姊的愛：永遠守護心愛的人】雖然電影名為『姊姊的守護者』，一路往下看，反倒覺得生病的姊姊一直是家人的守護者。

她是家庭衝突的來源，也是凝聚家庭力量的核心。

十五歲的女孩，從小就倍受病魔折騰，正值花樣年華，卻不能和一般女孩一樣過燦爛的日子。

她深愛她的家人卻常因身體的痛而情緒失控，直到遇見了和她同病相憐的男孩泰勒，兩人惺惺相惜，展開一段純真的戀情。

樂觀的泰勒帶給凱特極為正面影響，此後，她不再自怨自艾，也不再恐懼生命逝去，她開始更加關心身邊的人：她心疼被她奪走父母關愛的兄妹，心疼為了她放棄一切的母親，也心疼努力維持家庭平衡的父親。

那本用照片和文字記錄凱特幸福生活的本子，裡面裝著滿滿的愛，時時提醒她不要害怕。

泰勒對她說：『因為得了癌症，我才能認識妳，所以我很高興我得了癌症。

』凱特笑著掉淚，我也掉淚了。

誰能說這樣的愛情不圓滿？

他們努力在稍縱即逝的生命中盡情燃燒，不浪費相愛的每一刻。

相對於身體健康的我們，總以為還有揮霍不盡的時間，總以為愛情會等我們，卻忘了珍惜相愛的當下。

此刻我希望自己能像凱特一樣，不知道有沒有明天？

要極致的愛，要盡情的活，不要再苦苦等待了。

最後，凱特把心愛的本子送給母親，就像把她一生的愛都送給母親，她想讓母親知道，不管她在哪裡？

她的愛永遠不會消失。

因為相信了愛，她比任何一刻都勇敢，她伸手擁抱母親，把原本保護她的母親抱在懷裡，一向堅強的母親竟在凱特懷裡嚎啕大哭，這一刻，凱特變成母親，母親變成女兒，她輕輕拍著母親，彷彿說著：『媽媽不要害怕，我會永遠跟妳在一起！

』這次，換凱特守護母親和家人的幸福。

當他們不再恐懼分離，回憶將成為最美好的印記，讓他們得以放下痛，重新擁抱愛。

【安靜凝視：凝結永恆於瞬間】電影中有幾個令我印象深刻的畫面：幾個歡愉熱鬧的氣氛中，鏡頭總會推向旁觀的另一人，而那在一旁微笑注視的眼神，彷彿用心見證了瞬間的永恆。

我想起一句佛家語：『凝結永恆於瞬間』，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凱特因化療不適嘔吐，泰勒貼心的在旁照顧，以輕鬆的態度化解她的痛苦，兩人嘻嘻哈哈打成一片，完全不像癌末病人。

坐在一旁看書的母親，抬起頭看著兩人，露出了難得一見的安心笑容，似乎可以暫卸心頭重擔。

凱特為了和泰勒參加舞會，第一次盛妝打扮，眾人開心為她拍照，鏡頭卻轉向身後安靜的父親，像是看著待嫁的女兒，眼神中有一絲欣慰，也有淡淡感傷，或許他想永遠記住女兒最美的模樣。

那一晚，所有親人聚集在凱特病房裡，歡樂的氣氛差點將屋頂掀開，凱特一一和大家擁抱，閒話家常，凱特的笑容也比平日更燦爛！

太幸福的景象讓人恍如置身夢中，看著三兄妹緊緊相擁，父母的眼神有著一切都值得了的光芒。

藉由安靜凝視，回歸愛的深處，讓傷痛不再是唯一的記憶。

生命的來去沒有任何理由，忽然就來了，也忽然就沒了。

而時間依然繼續再走，唯一不同的是離開的人留下了深刻記憶，讓活著的人永遠不忘，曾交會的短暫光亮亦足以照亮漫長的一生，我想，這就是生命的終極意義。

這世上只有家人的愛不會消失，即使有過無數爭吵，最終仍會過去。

這世上也只有家人不需要“永不分離”的誓言，一心牽掛，因而永不遺忘。

每年，凱特都與家人同在，他們去凱特最喜歡的地方，凝望凱特最愛的景色，寒風中，握在手中的熱咖啡彷若凱特的溫度，不管過了幾年，永遠存在心中最溫暖的一角，守護她摯愛的家人，一直到最後。

由于作业要求，本文将从观众视角和伦理学视角对该影片进行讨论。

从观众角度出发，《姐姐的守护者》是一部消费思考情绪而无意无能回答所展示问题的典型商业片。

翻拍结束，影片则脱离原著，作为观众对原著思想无讨论义务。

影片沉冗无聊，提出科学造婴、子女意志和父母关系、安乐死等伪命题情节，人设采用刻板印象而不专业，大法官因私事流泪，强硬歇斯底里的母亲，温暖爱子女的父亲，由善良而徇私的男医生，形成共性即男性正面伟光正，善良会设身处地，不会施加强硬意志的形象。

与剧中被黑化的女性如“歇斯底里”的母亲角色形成对比。

如果导演不是故意为之，即为厌女与守旧意识造成普通刻板的剧本。

谈论到导演，在一些一闪而过的镜头中，手术台上的女童身体却给人有美艳之感，病人姐姐对美役的单一追求。

有导演私货嫌疑。

作为女性观众，毋论电影的平庸与无聊，已感到足够不适。

于是来到影片中所涉及的伦理学问题，这是该平庸至极影片微弱的作用所在。

本文通过三个被刻板化的主人公妹妹、母亲、姐姐提取三个问题进行议论。

①从“人造人的意志”引申“科学造人的产物是否属人”②“医疗是否该参考病人父母情感意见”③“安乐死权力归谁”。

为了拯救一胎而生育二孩，该现状并不少见。

只是多见于一胎性别是男性，为避免不必要争论，在主角性别设置上，主创一开始狡猾使用双姐妹。

为了拯救一胎而生育二孩的做法从一开始就摒除二胎的人性只作为医疗工具。

生或不生是一种道德的冲突，而选择生育之后，作为医疗工具出生的二胎，她是否具有人性？

这种人性非指人生而平等的“人权”，而是说工具性出生的人是否获得她人认可和自我认可的“人格尊重”。

显而易见，如妹妹这类孩子往往难以获得生理父母的人格尊重，因为她的先天目的是工具。

此处，第一个问题的“人造人”有两个含义，一是母体直接生育，二是借助技术不接触母体生育。

从上面讨论，无论哪种造人方式，二胎的人格被伤害是不容置疑的。

二胎仍然是人，她的身体处置权仍然归属她自己。

这里引起我思考的是，如果为了维护二胎的人格，对二胎进行克隆，出现二胎2.0版，这种利用又人道吗？

即人造人来到它的第二含义，“借助技术不接触母体生育”。

试管婴儿属于人的范畴，克隆人是否属于人呢？

克隆人的人格是否需要尊重呢？

承认这两者之一的人格性后，谁有资格使用技术去创造她们？

本文认为只有承认生育目的是善意才可进行生育，这是人权人格的双向尊重。

而这一点现实尚难达成，毋论技术造人。

第二第三问题结合一起，从身体处置权说，哪怕是父母，都无权干涉。

当承认病人是治疗对象，那么应该达到共识，病人的尊严情感高于其父母与任何人的。

以爱之名的捆绑，无论是子女身体处置权还是安乐死，都反映家长把子女身体当作自己附属品而非独立人。

这是属于父母的人生课程而非该讨论的问题。

我们讨论的是，如果病人被“自愿去死”，是否还要同意？

在一些国家，安乐死合法化成为穷人的最后选择，那么这些对吗？

为免离题，本文观点是，应支持在医疗中病人选择安乐死。

因为这捍卫的是病人死的权利。

至于自愿的筛选，是政府医疗机构需要健全的规则。

异议与支持的公民做的就是监督。

这才是人权而非一刀切为了“人道”，不许亲人安乐死，不许安乐死合法化。

以上即《姐姐的守护者》观后感。

我该怎么说呢，我很矛盾，有质疑大家公认的高尚到底是什么。

是的，我追随着妹妹，虽然她一开始提出，她要拥有自己的身体行使权，不给姐姐捐肾时，我懵了，我想那是生命啊，我被一贯输入的思想道德开始质疑她。

当妹妹活蹦蹦的跑到律师面前，她说我要告我父母，她给律师一堆的文件，嗯，都是她从小就开始给姐姐捐赠器官的说明，那些数字大抵是可以看出这个一开始就被描绘成一个坚持不懈，相亲相爱的家庭时的假象。

这是当时自己的心理，现在看完真是觉得自己狭隘得很。

继续说自己心理变化过程。

那位胜率91％的律师当时只了解到了她的态度，他便接手了。

只因他有癫痫病，明白那种身体不得自己控制的痛。

当她告诉母亲，她绝对不会给姐姐捐肾，她的母亲质疑着，给了一巴掌，那是你的姐姐！

她决绝的反问到，要是我只剩一个肾，我就不能运动当拉拉队或者怀孕是么？

我不想再在身上割肉了，我这个生来就是捐赠的孩子，我不是你们爱的结晶，我是为了姐姐才活在这个世上！

可你们有没有问过我的意愿呢！

也许跟她的姐姐比苦，她还真不算什么，或许很多人都会这么想，那一刻我在想痛苦，不论程度，不比较，自己的痛苦谁也感受不了！

不能因为你觉得她比较苦就忽视了另外一个啊！

妹妹被父亲带着出去，看着这个十一岁的女孩，孤注一掷的勇气，令我动容。

我很坏心的想着，姐姐死了很好。。。

故事有很多面，一家人每个人都塑造的很饱满。

可是我的关注点还在妹妹身上，当我认为剧情走向貌似要向通常老套的桥段走时，我想弃了来着，幸好还有点不甘心，继续看着，是的，是姐姐让妹妹做的，因为她不想活着了，她深知妈妈不会同意，所以她只能劝妹妹。

妹妹说她们不会相信我的理由的。

但是她的姐姐啊，说会的，因为你说的是事实！

我泪目了。

原来孤注一掷的勇气不是只有妹妹，是坚持了十几年的妈妈，放弃自己的世界只为成全姐姐的世界，是沉默宽容的父亲，照顾着所有人的情绪忘却自己。

是孤独自强的哥哥，害怕回家却又总很想回家。

更是姐姐，为了你们我到底是活着还是离开，那我就都试试。

写着写着就写偏了，可能是只从妹妹的角度，但妹妹又只说了一个角度，还夹杂着自己审视自己内心，表达不出来了。

可是还是想说，片面的去认识公认的高尚可能会失去感受美好的能力。

《姐姐的守护者》原著是连续五年蝉联“北美最受欢迎作家”的美国小说家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备受争议的经典作品。

[①]电影讲述了一对美国父母为了给先天罹患白血病的大女儿凯特治病，通过先进的基因技术孕育并生下了与凯特基因完美配型的小女儿安娜。

十几年来，安娜不断向姐姐凯特捐献脐带血、白血球、干细胞和骨髓等。

如今，凯特肾功能衰竭，父母要求尚未成年的安娜捐献一个肾脏给姐姐。

安娜拒绝了这一要求，并找到律师坎贝尔把原为律师的母亲告上法庭，捍卫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

但在法庭上，安娜吐露真言，她对父母的诉讼实际上来自患者凯特的授意，姐姐不想再继续连累妹妹和父母，也不愿在疾病的折磨中痛苦生活，法院最终判决安娜胜诉。

《姐姐的守护者》在感人、曲折的戏剧冲突背后不仅蕴含着绝对主义义务论(Absolutism Deontology)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关于人的自主性（autonomy）、安乐死等重要议题的立场纷争，而且通过将哲学理念渗透在文学叙事中，细致刻画了当代美国社会的医学伦理现状和家庭伦理关系。

一、肇始于自主性的道德两难人的自主性是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应用伦理学等领域的核心概念。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将其与人的理性尊严和价值相关联，从而对此概念在当代哲学视野中的定位产生了深远影响，追随者中比较著名的有罗尔斯（Rawls）、德沃金（Dworkin）和芬伯格（Feinberg）等。

在1979年的《贝尔蒙特报告》中确立的尊重、有利和公正三原则，更是将尊重病人和被试的自主性放置到了医学伦理的首要位置。

自主性原则通常被定义为：个体通过遵循自身理性能力和动机而生活，并以其自身为目的，不被视为实现他人目的工具，不受外在力量干涉的原则。

[②]基于自主性原则的身体自主权是医学伦理学中患者、捐献者和被试的一项基本权利。

但当代也有学者如奥尼尔（Onora O’Neil）等认为，过分强调自主性原则会助长伦理上的个人主义和过度的自我表达，从而增加医患关系负担和公众对医学、科技的不信任感。

[③]这种观点的基本理由是，自主性原则在医学伦理实践中存在着两个困境：首先，鉴于个体之间在知识水平和理性程度上的差别，特别在疾病影响患者精神健康时、处于昏迷或急救状态的病人中，以及在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个体中（如犯人）,由于当事人缺少完全自主的行为能力和条件，无法基于自主性做出选择和决定。

就此问题，我们在电影开场便与安娜一同陷入到一种道德和情感的沉思中。

一方面，画外音的安娜在冷静地讲述自己如何作为姐姐的“备品”出生，不断在父母的要求下贡献身体。

另一方面，又展示这个家庭三个孩子成长中经历的快乐和美好的场景。

在《姐姐的守护者》中，凯特和安娜都属于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也就无法完整地行使自主权。

其次，个体的自主性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制约，换言之，个人并非“无拘的自我”，而是处在家庭、群体和社会关系当中。

例如，从公共卫生和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在流行病的防控中必然会限制到个体的自主性；而从公共资源的利用来考量，也不会完全以单个个人的偏好和利益为中心。

因而，自主性概念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道德两难（Dilemma），这种矛盾同时也体现在当事人的情感和直觉当中。

作为律师坎贝尔代理了安娜对父母的诉讼，显然在他的观念中，安娜寻求自主权的行为在法律层面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

可以推断，坎贝尔的观点基于两方面的考量：其一，他本人患有严重疾病（癫痫），丧失了身体的某些自主能力，因而，对安娜诉求自主权的行为在情感上表示支理解；其二，他从律师的角度进行了理性思考，父母和医生对安娜身体的“滥用”缺乏道德和法律的依据。

在他看来，这种滥用行为与社会普遍认同的公正（justice）价值相冲突，亦是说，对安娜来说是不公平的：她以拯救姐姐的方式出生，并持续作为供体导致了安娜个人人生完整性的破坏，她本不应该被卷入其中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二、义务论与结果论之争作为法律工作者，坎贝尔的立场可归属于发端自康德的绝对主义义务论准则。

在康德看来，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被当做目的，而不是工具，这是人自身和他人的必然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④]后继者德沃金认为，自主性作为人之独一无二的尊严的体现，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找不到任何等价物可以将其替代。

以著名的“扳道工悖论”为例：在面对道德两难过程中，在绝对主义者看来，扳道工不能改变火车的方向，因为另一条铁轨上的路人本来不属于这次事故，他不该卷入其中。

选择牺牲他从社会正义上来看是不公平的，其人生的完整性和尊严也因此受到了严重侵犯。

罗尔斯将义务论的准则归结为“正当优先于善”；而善则依赖于行为是否正当。

但从相反的立场来看，功利主义者或许支持损失最小的行为方式，即牺牲无辜的少数人，拯救其余更多人的生命。

功利主义观念的主要代表有美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密尔（John Stuart Mill）等，我们称之为功利主义的结果论(Consequentialism)。

穆勒主张，作为“行为对错的标准的幸福，不是行为者本人的幸福，而是所有相关人员的幸福。

”[⑤]不管以何种方式，只要能带来更多的善的结果，带来最多数人的快乐的最大化就是合理的。

结果论通过行为的后果来考察它们的道德意义，换言之，一个行为只有改善了人们生活中的事情、提升了人类整体的福祉，在道德上才是好的。

由此可见，义务论与结果论的分歧在于，前者预设了“只能以人本身作为目的”的超验要素，这个至善的内在目的为其他行为的正当性提供了标准；义务论的核心不在于如何谋求福祉的最大化，而是如何正当地追求幸福；人们不能毫无限制地去功利地搜寻快乐或善的结果，至少要以尊重和不侵犯他人的利益和自由为前提。

因此，从义务论的视角来看，之所以律师坎贝尔会支持安娜的诉讼，归根结底在于他认为父母和医生功利地以家庭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侵犯了安娜的身体自主权，尤其是在她尚处于未成年人，缺少自我决定能力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假设电影中的父母，特别是医生以家庭的整体幸福为参考原则，站在了功利主义的立场，那么父母出于对姐姐凯特的爱和不舍等情感因素，权衡决定“牺牲”妹妹安娜，作为旁观者的医生实际上经常遇到晚期癌症患者和临危的病人，医生也理应知道自己的“私人”建议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

但他这样做是想籍此挽救凯特的生命，同时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更多的希望，从而完成作为医生治病救人的最高使命。

与这些“共同利益”相比，安娜的牺牲显然在他看来是值得的。

但是，这种功利主义的观念一方面要面对义务论反对将人当做工具和手段的批评；另一方面，我们不禁质问，谁有权力为了多数人的幸福而牺牲少数人的利益？

承认这种行为的合理性会遭到诸如“为了好的结果做恶的事情的也是合理的吗？

”诸如此类的责难；长期遵循这种道德准则行事，很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和伦理秩序的坍塌。

例如，假设有五个人需要不同的器官移植，而一个正常人身上恰好分别有适合他们五个人的不同器官，我们是否可以杀死这个人把他的器官分别移植给看起来能带来更大效益和福祉的其他五个人，挽救他们的生命？

从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原因在于，功利主义并非一种行为规范或行为人用于决策的依据，而在本质上是一种正当标准。

“功利主义视角的正当行为就是使效用能够最大化的行为，但这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故意（deliberately）使效用最大化。

”[⑥]如果站在这个立场为电影中的父母和医生辩护，可以说，他们的选择是在现有情况下，其行为由于获得了效用的最大化，从而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而非出于某种功利后果的考虑有意侵犯安娜的利益和自主性。

三、回归对自主性的尊重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在观影过程中，观众的“道德直觉”（moral intuition）并没有对安娜的父母和医生给予过多的道德谴责。

我们一方面会同情父母的情感困境，另一方面可能会质疑安娜的过度冷漠和理性。

因而，随后出现的问题是，凯特的不幸由妹妹来分担是否确实的违反了安娜的个人自主性？

疑问首先指向电影开场，即安娜的父母是否有权让安娜以人工干预的方式，与凯特的基因完美配型而出生？

如果对生育是否基于个体自主性而进行产生怀疑，实际上是对人类生命本身的怀疑，因为有史以来所有婴儿的出生都不是建立在主体自愿的基础之上；进而这种质疑将会引申为对整个人类繁衍的意义的焦虑，显然并不合理。

父母和医生如果以家庭整体福祉作为行为依据，那么正如奥尼尔对自主性概念的批评所表明的，对自主性的过度强调暴露出它的个人主义倾向，这个概念奠基于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的理念之上，但是，个人的自由、利益和福祉只有在家庭和社会共同体中才得以可能；在电影中，如果父母没有以家庭的整体福祉为出发点人为干预基因配型，安娜也就不可能出生，她的人生也不具备任何可能性。

换言之，安娜的不存在是否真的比存在要更符合她的自主性？

很难说安娜存在的价值和个体的感受完全取决于这次“人工”的生命赋予，无论她以何种方式出生，其生命中所有可能性和意义的展开都由此开始，如果没有这个开端，自主性等一切问题也无从谈起。

随着剧情发展，特别是电影结尾安娜的自述也确证了这种怀疑：安娜在十几年短暂的人生片段中，特别是与家人共同面对姐姐的生与死的过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独特的人生体悟和存在价值。

如果只是基于以上两点批评，安娜对身体自主权的主张在伦理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支持。

但是，安娜和律师坎贝尔在诉讼中的获胜，却与这一结论相互矛盾。

是否在法律层面自主性原则本身并不能在医学伦理中占据首要和基础的位置呢？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道德和法律，在作为社会规范上分属不同的领域，虽然法律本身存在巨大的道德价值，某种程度上是道德观念的体现，但二者仍然存在着“自有领地之界限”。

第二，亦即电影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庭审的过程中安娜说出了真相：她是受姐姐凯特之托来执行诉讼，因为凯特自知自己生存无望，不想再拖累家人，又无法说服强势的母亲，因此希望安娜通过争取身体自主权的方式，迫使父母停止治疗，结束痛苦折磨的生活。

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电影的这一情节设置，在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古典戏剧理论中被称为“突转”和“发现”，它们是“情节”的两个最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突转是指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面”；“发现是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

[⑦]在《姐姐的守护者》中，情节原本按照安娜起诉父母的庭审程序发展，双方的情感、法理和道德争执在此达到顶峰，但法庭取证环节安娜的言辞打破了这个叙事链条，形成突转；原本在叙事核心之外的凯特对案件的推动性作用和安娜起诉父母的真实意图也重新被“发现”。

安娜的主张并不是要捍卫自己的身体自主权，而是认可凯特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以间接的方式来帮助她捍卫其生命的自主性。

这一情节突转将焦点从医学伦理学中捐献者的自主性转向了患者的自主性原则问题。

晚期癌症患者在自知生存无望的情况下，是否有权利选择以某种不痛苦的方式，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即凯特对自身生命的自主权是否应该得到尊重的问题。

引申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问题。

安乐死通常被划分为四种类型：自愿主动安乐死，即意识清醒的患者授权医生用药物结束生命；自愿被动安乐死，即患者授权医生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加速其自然死亡；非自愿主动安乐死，一般指无意识或未成年患者经监护人授意由医生协助主动实施安乐死；非自愿被动安乐死，指无意识或未成年患者在监护人授权下，医生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加速患者死亡。

[⑧]《姐姐的守护者》并未就安乐死问题进行深入刻画，但从后半段凯特放弃治疗开始，严格说医院已经对凯特实施了“自愿被动形式的安乐死”措施。

抛开复杂的安乐死问题不论，医院和凯特母亲放弃治疗的做法，甚至法庭判决安娜获胜，都是对凯特个人意愿的尊重，对其自主权的伸张给予了情感和理性上的支持。

这才是影片的关注的伦理焦点，也是驱动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

原著小说结尾为了迎合好莱坞情节剧和家庭伦理小说的叙事手法，设置了安娜出车祸死亡，将肾脏捐献给了凯特的桥段，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作品的精神内核，但所揭示出的哲学内涵并没有被弱化。

自主性是个体的内在和根本属性之一。

绝对主义角度的自主性原则是个体自由意志的体现，是人之为人，作为目的，而非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之基础；功利主义同样认可自主性原则，认为它是共同体最终目标“美好生活”（well-being）的基本元素。

自由主义兴起之后，其理论姿态多种多样，但自主性原则始终作为诸种理论的基石存在，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发展。

但应当注意到，自主性原则的多种形式始终与个体相关联，缺乏群体与“他者”的维度，因而，在高扬自主性原则的同时，如何处理个体与家庭、群体、与他人甚至与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显得极为紧迫。

在电影中，患者凯特的自主性、凯特的生命（即整个家庭的期望）和捐献者安娜的自主性始终存在于一种不可调和的巨大张力中。

只有当凯特依据自主性做出放弃生命的决定时，她和安娜的自主性才达成某种形式的统一。

因此，如何处理这种张力和冲突，仍然是包括义务论和功利主义思想家在内所需亟待解决的理论困境。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死亡虽然意味着生命的结束，但生命的意义并不会因为死亡的到来终结。

凯特生命的价值，在父母、兄妹、男友和医生爱的光芒中重新绽放。

如果本片有奇迹，那么这奇迹的伟大属于人类对有限生命的尊重和无限的热爱。

[①] 《姐姐的守护者》在国内已再版三次，本文参考的中译本为：朱迪·皮考特，《姐姐的守护者》，林淑娟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

[②] Thomas May, “The Concept of Autonomy”, in: American Philosophy Quarterly, 1994, p.133.[③] Onora O’Neil, Autonomy and Trust in Bio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75.[④]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⑤] 约翰·穆勒，《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7页。

[⑥] 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40页。

[⑦] 亚里士多德，《诗学》，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⑧] 詹姆斯·斯特巴，《实践中的道德》，程炼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5页。

朱老师医学人类学课程影评作业 由于在观影时实在未能形成统摄性的结构思路，本文将从Anna、Kate、Sara三个人物的经历入手尝试展开分析。

一、Anna：技术降生与身体自主权的争夺影片以Anna对于自己“出生”的理解开头，她说：“Most babies are coincidence, souls flying around, looking for bodies to live in, then down on Earth. Mom told me I am a little piece of blue sky and I come to this world because dad and mom love me so much. It was only later that I realize it wasn’t.” 她对于“出生于世”的想象是从美好的蓝天或天堂（“blue sky” or “heaven”）降临到人间的灵魂（soul），在母亲的言说里，她的诞生毫无疑问是父母“爱的结晶”，但她的生命体验却告诉她并非如此。

在她的理解中，很多孩子的降生不过是偶然（“coincidence”），而自己的生产却带有特殊的目的（“for particular reason”）——她是经由试管婴儿技术以“100%成功率”成功合成的designer baby，成为Kate的“perfect chromosomal match”，功能在于为患白血病的姐姐持续提供同一基因型的各类器官。

试管婴儿技术在Anna降生中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事实上，这个孩子的出生并非完全出自其父母的主观意愿——在他们因为Kate日益恶化的病情而走投无路时，若非Kate长期以来的主治医师Dr. Chance建议（suggest）Sara & Brian可以考虑尝试生育一个与Kate同样基因型的孩子，他们很可能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也就很可能不会有Anna的出生。

值得注意的是，Dr. Chance虽然在提出“作为一种可能选择的试管婴儿”时表露出十分审慎的态度，同时坦承：“It’s not for everybody.”[1]，并且声明以家属意愿为首——但他对于“作为一种技术的试管婴儿”的成功率所作的承诺却是自信而不容置疑的：他向Sara & Brian保证“100% match”。

实际上，面临着Kate危急的生命情况，摆在家属面前可供考虑的选择极其受限，他们往往不得不（have to）屈从于或是主动投靠（subject to）[2]医生所代表的科学权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试管婴儿技术作为Dr. Chance手中最具说服力的力量（power）引导着Sara & Brian的选择——Anna的孕育与降生。

不仅如此，这种技术上的成功还在同行之间不断地得到自我确证，以加强“这么做”的正当性：听证会上被传唤的众医生不多的共识之一便是：“Kate is a miracle”，而当问及Anna（为Kate所做出的一切捐献）的意义？

医生们的回答是：“She got to save her sister’s life!”奇迹的源头，或者说Anna的诞生又发自何处？

答案不言自明。

好一出对人为之奇迹的自我夸赞。

可以说Anna从一出生就失去了对于自己身体的自主权（autonomy）。

她被Sara孕育出世的目的更多是作为Kate的器官库储备。

在Anna的儿童期，Sara每次总会以“帮助姐姐”的名义利诱她（有时以带她吃冰淇淋为由）进入手术室，尽管Anna在手术台上表现出了对于扎针等医疗行为（骨髓穿刺）的反抗，但她过于幼小的身体总能被作为执行者的医生轻易控制住。

在Kate的病情尚未恶化到需要取肾之前，Anna身上被取出的细胞与血液都是可以再生的。

如果将可持续再生的身体器官作为一种可通过移植等方式达成流动的bio-capital加以考察，器官的再生也就拥有了价值（value），说Sara以亲情的面纱对Anna行剥削之实并不为过：她以极低的成本[3]在Anna尚不具备独立思考与行动的能力时占有了本不属于Sara、却本应专属于Anna’s property的bio-capital——尽管是服务于救助Kate的目的。

矛盾的爆发是必然的，其中的关键在于对医疗监护权的争夺，Anna诉求的核心是要回对于自己身体的自主支配权（“rights to my own body...not want to have something cut out of me”）。

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来自“身体应当是属于自己可支配的财产”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预设；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步入青春期的Anna受到同辈群体的影响，当周围的伙伴谈论着各自向往的生活方式，Anna也会憧憬着不受拘束地踢球、做啦啦队长、乃至未来的怀孕、步入老年（从而活得长久）等生命历程——毫无疑问，一个健康的、而不是残缺的身体是Anna实现上述理想的自由生活状态不可或缺的载体，因此她不想因为捐出一个肾而只能在往后的生命里过上小心翼翼的生活（”but I don’t want to be careful. Who wants to live like that ?”）。

自己身体的被剥夺感的萌发使Anna求助于名律师Alexander，不过，他应允成为Anna的发声者与法律代言人（legal agent）而鼎力相助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幸运——身患癫痫的Alexander深知无法获得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control over body）是怎样的无助与痛苦——这是他们得以结盟的必然性共识。

他们将据此发起一场斗争。

二、Kate：明显的病态与持续的反抗Kate的白血病并非三个孩子中唯一的病态，但血液指标在量化标准下的测量异常使她从父母那里“并不情愿地”夺取了不少本该属于Jesse的注意与关爱。

相较而言，Jesse的阅读障碍难以通过量化的方式展现，像单位血液中的白细胞含量那样说服父母——Sara & Brian需要投入相当多的时间与脑力才能稍许理解儿子在面临（被大众认为是）简单的阅读任务时的困境，否则Jesse遭遇的disorder大概会造成有意作对等误解……而对于Kate而言，白血病及其治疗给她的身体带来的变化十分明显。

在化疗以后她不想起床，她认为自己：“I’m too sick. I’m too tired. I’m too ugly. Don’t you dare tell me that I’m beautiful because I’m not. Don’t you dare tell me that nobody’s staring at me. I’m a freak!” 失去头发的面容是丑陋的，出门就意味着要面对他人对女性容貌评价的目光，又夹杂着术后的身心俱疲，构成了她自我认知的病态；初识Taylor时，当被问及“不在医院时都做些什么”，Kate的回答是：“只是等着（身体出状况）再回到医院。

”她的病态就这样在持续的不安定感中被构建出来。

但Kate对此的反抗从未停止，对身体自主权的争夺便是她的主战场。

刚住院不久时，Kate并没有很适应这个陌生的场域，面对查房老太的训诫，她所做出的反应是和Anna一起顶嘴、并通过掉包恶搞尿样，在惊诧的老太面前表演自己可以肆无忌惮地喝下、喷出自己的“尿液”来彰显对于自己身体（及其延伸部分）的掌控权，从而尝试夺回自己的身体在医院中的主体性。

另一次是在结识Taylor后的舞会之夜——这无疑是Kate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

虽然她仍需通过租借假发来向Taylor以及在场的众人展示自己（认为）最美的身体，不过当她揭下假发，在医院的病床上与Taylor坦诚相见时，她由衷地袒露道：“Glad I’m sick”。

对于死亡，Taylor和Kate的态度都坦然而不畏惧。

对于Kate而言，治疗已经算不上多大的痛苦，“Whole life is a pain”，她不想再痛苦地活着，只想在这里终结，“It just gets scarier from here on out”。

否则，苟延残喘地延续生命意味着她将会被执拗的母亲坚持要求继续痛苦的治疗，像对待（属于Sara的）实验样本一样被切碎，直到只剩下最后两个细胞也不善罢甘休（“Mom’s gonna chop me and cut me till I’m a vegetable. Two cells in a petri dish that she shocks with an electric cord”），因此，直面死亡，而不是任由疾病蹂躏，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她对病态最后的反抗。

由Jesse脱口而出的Kate的求死态度是推动法官判决的决定性因素，电影中的Kate也最终如愿以偿：她完成了前往海滩的遗愿——这种享受生命直至最后一刻、安然赴死的价值观（value）也得到了父亲的支持[4]。

在Anna对于Kate死亡的想象中，“She’s gone, a little piece of blue sky.” 她重新回到了天上——那个她出生的地方，并且与人间相比要更加幸福（在Kate的认知中，她会在死后所去的地方与Taylor重逢）。

Kate之死同样也使Anna与自己和解，Anna一开始认为自己降生的意义是为了成为Kate’s genetic savior，但是和Kate一起经历的人生告诉Anna：她的降生从不应被视为、或被认为for god’s/savior’s sake，拯救并不重要——事实上也是没能且不可能实现的——真正重要的是她和姐姐共度的这段关系（relationship）。

“The point is, I had a sister. She was fantastic.”三、Sara：守护的天使？

监控的卫士？

Sara在全片中的关键动机围绕着控制（control）展开，她将两个女儿视作自己母体的延伸，竭力借助医疗技术与科学权威实现从“人”到“神”的不可能僭越——当然，悲剧性的结局最终仍需由具体的“人”来承担。

Sara对于Anna的控制主要在于身体与器官的私有权归属（control over property of body and organ）。

毫无疑问的是，她从Anna一出生就将小女儿的身体视作自己身体的延续，这样才能肆无忌惮地控制、占有她身体中的各种器官。

直到Anna以法律形式进行反抗，Sara仍认为Anna只是个“想法五分钟一变的儿童”，也就是说，她并不具备整全的、可以代表自己的独立意识，从而也就不具备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然而，对于“儿童是否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决权？

”以及“儿童何时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决权？

”这两个问题，即使在传唤了众医生的法庭上，这些专业人士也对此争论不休（“But also said I was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fully and none of them would say at what age I’d be able to understand. All in all, they were like me , pretty confused.”）。

但是，Sara显然无视了这种争论产生的可能，垄断了对于Anna的身体控制。

家庭相册（剪贴立体书）中的温馨场景贯穿全片——这是Kate最为看重的物品，临终前她向Sara展示了自己对于母亲的想象：“A guardian angel who watches over me every single day no matter how sick I am. I know I am never alone.” 对于这句评价其实可以有双层解读，更为符合影片情境的自然是：Kate在临终前表达对母亲无微不至之关怀以及始终不离不弃之照顾的感激之情，感谢母亲的陪伴使自己不至于孤身一人去面对病痛——不过，考虑到Kate自知时日无多、接受死亡的心态与Sara始终坚持手术治疗等行为，上述评价或许也可以被理解为：母亲是一个日日夜夜监视着自己健康状况的“守护天使”，无论我的病况多么糟糕（无论我多么不想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她（都不会考虑到我的想法，而是贯彻她自己的意志）都会坚持让我治疗。

我知道（由于母亲的管制）我永远无法独自走向死亡。

Sara对于Kate的控制主要在生命的存续与死亡（control over life and death）。

她自始至终都坚持前者，并用尽一切办法延续Kate的生命，为了实现这一点，她专断了对于Kate生死延续的决定与话语权。

事实上，她根本听不进Kate的求死之心与相应的表达——尽管Brian & Jesse都表示Kate在病情急转直下后实际上已经与Sara表露过好多次求死的意愿；在收到法院的控告时，难以置信的Sara完全无视了一旁病床上想要对此解释的Kate，而只是匆忙掌掴同样激动的Anna；在Kate化疗住院后，她也并不十分关心Kate的闲聊内容，在Kate产生呕吐时，作为母亲的反应与关心也远不如Taylor及时。

事实上，她甚至并不承认死亡是生命的正常过程，也并不在乎自己的女儿真正想要怎样的生命体验（是痛苦地活着还是安心地死去）——她只是一味地强调：“We are doing the operation.” 这种决绝的态度或许与她原先的律师职业有关：在和Kelly的对话中，她表示自己从不接受失败，毕竟代理官司只有输赢之分，同理，在生和死的角逐中，她认定了前者，就绝不会认输。

为了取得她对于死亡的胜利，她选择了对于先进医学技术的彻底信赖：在Dr. Chance提出试管婴儿建议时，Brian仍有所顾虑，而Sara却几乎毫不犹豫地接受。

她不甘于生命偶然性造成的生理缺陷，一旦发现重新设计生命的技术性可能，她必然会选择尝试——而这种跨越在传统的西方认知里往往被认为：只有“神”才有资格、并且有能力去实现，Sara作为一个想要僭越生命有限性（不可避免的死亡）的“人”只会落得一个被塑造出的、歇斯底里的疯女人形象（insane hysteric woman），并且在这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痛苦也终将由她这个具体的“人”来承受。

看上去是作为“人”的Sara向拥有抗拒死亡能力之“神”的一场必然的僭越失败，可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

真正的幕后推手——那些研发技术、巧言令色劝服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医疗尝试的医生们却顾左右而言他——在Anna的现场讲述中，法庭上被传唤的众医生纷纷表示：“Nothing was their fault and it was a complex problem.” 权力往往以不可见的面目隐于幕后。

和Sara鲜明对应的是Brian，父亲从试管婴儿决定的那一刻就已然预知了悲剧性的结果：“It was our fault. We can’t against nature and this was our comeuppance. ”当“人”试图去超越自然，攫取设计生命的权力，从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未来的报应。

但他却一直是软弱的，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一直对于妻子的决定言听计从，直到Kate临死前想要去看沙滩，他才第一次勇敢地做出反抗。

然而这实在来得太晚，曾经漫天飞扬的肥皂泡（Tiny bubbles）呼应了他对于一家人生活状况本质的理解：“But beneath the exterior fine, there are cracks, resentments, alliances that threaten the very foundation of our lives as at any moment our whole world would come tumbling down.” [1] 言下之意：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有他们家这般的物质条件来尝试试管婴儿技术以救活自己的孩子，这其实暗含了健康的阶级不平等，不过本片中其他相关材料较少，在此便不作展开[2] 这的确也是他们做出的选择，但Sara和Brian的态度却十分不同，将在第三部分详议[3] 可能只付出了抚养Anna日常生活的成本，但显然要远低于稀有器官可能达到的市场价格[4] Sara & Brian的冲突会在第三部分展开

真的是很感人的一部电影。

看着凯特和安娜相处，看着那对父母的争吵，我不经意地想起了我的堂弟。

他是先天的心脏病患者。

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父亲还离异。

我和他相差整整六岁。

他小学一年级，我初一。

那时候，他被判给了父亲，他父亲又有了自己的生活，将他寄养在姑妈家中。

他的父母总是争吵，因为治疗需要一大笔钱，而且此病不宜久拖，他总是静静地看着大人们的争吵，变得沉默寡言。

那年夏天，我去姑妈家玩，我和他两个人，一人一头，横着躺在表姐的那张床上，那个午后，他问我，姐，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我说，大概三十岁吧。

然后，我听到他的声音从另一头传来，他说，我好像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我忽然什么都说不出来。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其实并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可是，被大人们的争吵吓得，好像死亡真的离我们那么近。

我堂弟现在当然很健康地活着，上海的医院治好了他，可是，那一幕我永远都忘不了。

生命中总有生离死别，每个人都无所谓好坏，在生死诀别之前，只剩下爱。

对于凯特，想要活着，又不愿意给家人带来负担；对于那对父母，大女儿是女儿，小女儿也是女儿；对于杰西，姐姐是姐姐，妹妹是妹妹，两边同样重要；对于安娜，她就是为了姐姐而出生的，她为了姐姐，心甘情愿。

在影片的结尾，安娜说，重要的是，她是我的姐姐。

我们总会相逢。

刚看完书的时候刚好听说要拍电影，于是期待了很久。

看完电影却有一种不过瘾的感觉。

故事本身仍旧是感人的，但似乎导演面对这么深的一个主题不知道如何下手，哆哆嗦嗦半改不改的，拍出了这么一部不功不过的作品。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是叙事手法，导演应该做一些调整。

原著是从不同角色的角度来讲不同的故事，时间顺序也经常打乱，很多故事以片段形式出现，但是由于人物叙述的衔接而没有显得很散。

但是电影和文学是不同的表现手段，画面很难直接衔接起来。

我之前很期待看电影怎样把所有线索重新安排起来，可导演却照搬原著的叙事方法，倒叙插叙没什么条理，反而感觉故事有点破碎。

多个角色的旁白并没有不妥，但是感觉导演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叙述方法，本来画面很难表现的一些人物内心的挣扎也没有通过旁白表现出来，至少没有达到书里的深度。

第二个问题是，导演做出的修改少有亮点。

首先我想说，结局的修改我觉得很好，比起小说来更真实。

但是在故事结构安排上，导演似乎是没想好要讲什么就开拍了，然后选了几段拼了90分钟的片子就拿出来了。

为了剧情的集中和时间限制，砍掉Alexander的爱情线和临时监护人的角色，绝对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不能理解的是，导演加入Sara的妹妹这个角色有什么意义。

起初我以为她会代替临时监护人和Alexander上演爱情戏，后来发现这个角色完全是多余。

另一个我不能理解的是电影篇幅的安排。

原书大部分内容是在讲述Anna的不公平遭遇和Sara保护Kate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冲突，最后才点出Anna起诉并不是不想救姐姐，而是为了帮姐姐解脱。

但电影急急忙忙开始暗示Sara想死的意愿，却并没有讲好前面的冲突。

我看书的时候印象很深的一段，是Anna在学校曲棍球打得很好，老师推荐她去外地参加一个夏令营，但Sara为了Kate能及时得到救助却不让Anna离开家。

这一段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层次去思考Anna的遭遇：她不仅仅是从小就被迫扎针，而且连离开家追求自己的爱好、过自己的生活的权利都没有。

如果她捐给姐姐一个肾，面临的不仅仅是后半生都不能进行剧烈运动，而是开了这个头以后，她这一辈子只能和姐姐绑在一起，而不能有自己的生活。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有一天Anna结了婚（假如她还能找到一个能接受这种情况的男孩），很可能连蜜月都不能去，因为万一她姐姐需要输血，她必须在身边。

遗憾的是，导演对于Anna的故事只停留在身体疼痛这个层面，却没有再进一步讲述她整个生活受到的影响。

同样，Jessie的故事也匆匆带过，期望得到父母重视的叛逆少年变成了龙套画家。

我觉得，如果不能很好地表现Kate生病对于大儿子的影响，那还不如砍掉这个角色。

毕竟，原著想要讲的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事件给全家每个人带来的悲剧，而不仅仅是Anna一个人。

我没法理解的是，导演没空细说Anna的故事，也没怎么讲Sara的苦衷和挣扎，又几乎架空了Brian和Jessie这两个男性角色，更大段删去了原著中庭审的精彩情节，却花了那么多篇幅描述Kate和Taylor的爱情。

这一段在书里只是一笔带过，电影里却讲得异常详细，跟其他几段戏相比不成比例。

或许导演是为了让观众明白Kate想放弃生命的动因，但正如我前面所说，似乎这个包袱抛得太早，反而弱化了Anna这个角色的分量。

最早看到演员阵容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尤其Alec Baldwin，我看书的时候就已经带入了他在30Rock里演的Jack那种语言高手的形象。

可是电影成片却让我觉得，这么强大的演员阵容被浪费了。

如果看完电影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的话，建议一定要去看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