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带雨

以前看过这部新加坡电影，感觉像《钢琴教师》等禁忌恋情一样，用师生恋的禁忌吸引眼球。

但其实浓浓的政治隐喻。

隐喻新加坡虽然浓厚的华人文化，但是出于原本归属马来西亚联邦，所以有禁忌，新加坡独立后游走于中美大国，文化上没有根，片中男学生中文很差但喜欢成龙，全班同学都蔑视中文课，片中男学生却被女教师吸引。

女教师的老公出轨，八年婚姻摇摇欲坠，这老公大约在隐喻马来西亚，女教师很希望生个孩子，努力多次，经历无数痛苦而人工受孕终究失败，其实是隐喻新加坡想融入马来西亚及东南亚，但终究被排斥。

男孩与女教师的媾和，最终让女教师离婚后发现自己怀孕，大约寓意新加坡的未来是依托本土及自然的文化，不能舍弃华人文化的影响，不然没有“孩子”，孩子其实寓意新加坡的未来。

这部电影获得了平遥电影节的奖项，应该是很多人看懂了。

看到还有两段影评很好：@琼斯黄：公公和学生这组人物关系意味深长，爱武侠却失语的老人和华文差却喜欢成龙的少年，几场戏就将文化的困境与传承主题揉进了你心里。

相比之下女主角马来西亚移民身份和政治状况的背景表达显得就生硬了，不如《爸妈不在家》融合得自然。

视听方面没什么可挑的，但情绪上还是差了几口气，后半段散掉，把握一个四十岁女人的状态导演已经尽力了，多亏了杨雁雁（有些瞬间好像俞飞鸿啊！

）@木卫二：六年之后，沿用杨雁雁和许家乐，又一版“爸妈不在家”。

单从这处开始，陈哲艺就设置了许多考据索隐，从大处是历史上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华文与英语的并置，到电视机的《侠女》与长拳比赛，两个人大啖榴莲吮手指，电梯处提“钢琴教师”，校园有铜管乐队（杨德昌牯岭街），结尾是侯孝贤。

华语影迷不喜欢，几乎不太可能。

如果苛责师生之间的温柔理想化处理，那意思岂不是，对于待死的婚姻家庭，大家只能默默忍受。

排卵针不断针刺之下，只是一个女人的转机与希望。

作為一部東南亞華語片 五星滿星包含我的私心一段禁忌的關係被導演處理得讓觀眾不覺得齷鹺 而故事成功的鋪墊讓觀眾不會怪為人師表的老師 也不會苛責那情竇初開的男孩 出生於馬來西亞落戶於新加坡 這國與國的關係比cn和tw要更微妙 縱使這是部新加坡中文電影 然而馬來西亞元素隨處可見 馬來西亞新聞 馬來童謠 還有馬來西亞籍女主角雁雁 前馬來西亞籍男配角銘順 側面表現了新加坡離不開馬來西亞雁雁的金馬女主 實至名歸把老師 老婆 媳婦 面對的丈夫出軌 學生的純愛 丈人的照看 演得行雲流水 自然流暢最後 關於這段不倫之戀 从發生 到經過 到結束 把“師生”替換成“同性” 我的觀影代入感超強烈突然就發生了關係 在電梯在巴士的牽手場景 像極了那些年的少男時代 如果說李安心裡有座斷背山那麼陳哲藝的山藏得不顯山露水

原文刊于澎湃新闻网：在2019年上映的新加坡华语电影《热带雨》结尾，来自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师阿玲越过新柔长堤，重返在马来半岛南部的家乡。

这座1公里长的长堤连接着新加坡和大马（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对该国的简称，下文同）柔佛州，由大马演员杨雁雁饰演的阿玲在电影中于新加坡历经婚变和工作变动，最终在家乡的祖屋里见到了仍在操持家务的妈妈，似乎终于能获得内心的平静。

在2020年3月之前，像阿玲一样穿梭于新马之间，是两国间再平常不过的景象。

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发展迅猛，如今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更明显优于大马。

因此不少大马人，尤其是华裔，选择到新加坡工作，赚取更高薪资。

但疫情改变了这幅景象。

针对新冠疫情，大马当局于2020年3月18日起决定实行“行动管制令”（MCO），新加坡则于同年4月7日起实行“阻断措施”，两国实际上彼此关闭边境。

这让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陷入了两难：究竟是留在房租高昂、却有稳定高薪工作的新加坡，还是回到有稳定住所、但缺乏令人满意的工作机会的家乡？

“就地过年”的大马人在新加坡寻找年味。

采访对象小樱 供图如今，近两年过去，在新的大马人迎来疫情中的第二个春节，却仍有许多人“有家难回”。

尽管新马两国间去年11月底启动了疫苗接种者旅行走廊计划（VTL），但因一票难求、隔离周期长、手续繁琐等因素，许多马来西亚人仍无法在春节实现一家团圆，新柔长堤也未恢复曾经繁荣的景象。

“2020年3月18日到现在，新马还是没有完全通关。

即使有VTL，我也抢不到票。

过年不能回家，我苦不堪言，真的很心酸，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恢复正常生活。

”在新加坡已经打工23年的大马人李大顺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就地过年”的大马人在新加坡寻找年味。

采访对象小樱 供图 被“切割”的两年 李大顺回忆起自己的新加坡工作与生活，既有心酸，也有满足感。

“23年前，为了三餐、为了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我选择来新加坡打工。

”李大顺说。

疫情暴发前，他每天往返于新柔两地，白天在新加坡打工，晚上则驱车回到距离新加坡只需要45分钟车程的住处。

大马新山市与新加坡“一桥之隔”，许多居民白天坐车前往新加坡上班，晚上则跨境回到房价更为低廉的新山。

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前，每日通勤于新马两国的“越堤族”可能有30万人之多，新柔长堤也因此被认为是全球最繁忙的陆路关卡之一。

新加坡民间历史作者李国樑形容称，新柔长堤塞车是正常的，空荡荡才是新闻。

新冠疫情所带来的边境管控几乎影响了所有“越堤族”。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作者、来自大马的Hannah Teh当时写道，2020年3月17日前后，新柔长堤上出现车龙，人流多、耗时久。

许多大马人思考再三，决心回到新加坡工作，因此纷纷踏上车程，让新柔长堤的车流和人流量堪比疫情前的春节，堵得水泄不通。

李大顺也是选择留在新加坡的大马人之一。

疫情暴发后，他无法回归每日通勤两国的生活，不得不为在新加坡居住增添一份花销。

护士陈静怡和其丈夫都是大马人，两人都在新加坡工作。

她的丈夫不像她一样获得新加坡公司安排住宿，因此在疫情前也是每日往返两国的“越堤族”，疫情后夫妻二人不得不在新加坡寻找住处。

陈静怡向澎湃新闻算了一笔账：“新加坡租房预算在新元600至1100（约合人民币2800元至5165元）间，而大马租金预算是林吉特500至800（约合人民币760元至1215元）。

”显然，在新加坡租房意味着更高的花费。

疫情前，陈静怡和丈夫每个周末都会回到大马，以探望父母和陪伴子女，但疫情让这种定期的团聚不再可能。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阿文。

他来自大马柔佛州，为继承父亲在新加坡的建筑工程生意，已在新加坡工作17年。

“我的老婆和孩子都在大马，疫情暴发后整整两年都没有回去见过他们了。

”阿文接受澎湃新闻电话采访时无奈地说，“我有两个儿子，我每天晚上都会和他们视频聊天。

感谢太太理解我的工作，也一直在开导儿子们。

”对阿文等大马人来说，即使有了VTL等返乡渠道，跨越国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是他们工作上所“不可承受之重”。

“我和父亲是小本经营，如果我抽身几天，就有可能有客户因为找不到我而流失他处。

工人还能以无薪年假的方式为返乡留出充裕时间，管理层的职责却让我抽不开身。

”阿文说道。

阿文发来的工作场景。

他说，春节“返乡潮”让新加坡建筑业人手紧缺，这让他的订单压力增多。

阿文 供图在新加坡的中学担任华文教师的小樱用“被切割的两年”来形容在新大马人这两年的集体经验。

“这种地理上的切割，迫使我们每个人都重新思考，自己究竟应该在新加坡如何生活，又是否需要在某一天回到大马的家园。

”小樱向澎湃新闻说。

星国梦新马两国仅一水之隔。

实际上，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之前更长期被视为泛“马来亚”（Malaya）地区的一部分；“分家”许多年后，因文化相近、族群构成相似、经济往来密切，新马两国仍关系紧密。

对大马人而言，新加坡是“淘金”之地，是实现“星国（新加坡别称）梦”的地方；对新加坡人来说，大马则是食品、水源等生活物资的主要供给国，也是休闲娱乐上最近、最方便的乐土，来自大马的数十万劳工更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支柱。

Hannah Teh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仍说，新马称得上是“血脉相连”，有着独特的联系。

几乎所有前往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都会提到“1:3”的汇率。

这也就是说，他们在新加坡赚到的“1元钱”，可以在马来西亚当“3元钱”来花。

“我总是担心留在新加坡钱会不够用，压力也很大，一度有冲动的想法，想要放弃工作回家和家人团聚。

但马来西亚的薪水不够我养活家人，因此我选择了放弃回家。

只能安慰自己，希望病毒快快离去，我能早日回家。

”李大顺说。

风靡新马两国的新加坡情景喜剧《鬼马家族》的大马番外篇中，分别来自新马的两位喜剧明星比对着两国的异同。

“我们有了总理，你们也要有个总理。

”马来西亚演员Harith Iskander台词说。

在新加坡1965年刚独立时，两国货币的汇率是1:1。

半个世纪过后，两国的经济有了明显的差距。

对许多大马人而言，在新加坡工作或生活，不仅是出于经济的考量，也是对马来西亚政府失望的结果。

“你懂得啦，新马政府相比，‘一个天，一个地’。

”阿文向澎湃新闻直言，他还带着马来西亚人常见的幽默感自嘲说，“你们记者天天都会看到马来西亚新闻，当然明白我在说什么啦。

”2020年3月，马来西亚发生“喜来登行动”，于2018年取代长期执政的国民阵线政府的希望联盟政府垮台。

许多媒体分析指出，马来西亚疫情之所以于2020年初陷入大规模暴发，正是由政府垮台所引致的混乱造成的。

希望联盟政府上台时承载着社会各界对改革的期望，承诺要在根除腐败、发展经济、改变族群不平等议题上取得突破。

然而，希盟政府不到两年便陷入垮台，2020年3月上台的国民联盟政府及2021年8月重新上台的国民阵线政府更呈现出“马来人大团结”的族群政治局面，曾经深陷“一马弊案”丑闻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重返政府权力核心，这让倾向于支持希望联盟的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倍感失望。

小樱是吉隆坡华人，中学毕业后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就读，并于2017年毕业，此后一直在新加坡工作，疫情前往往会在大学假期时返乡。

小樱分享说，马来西亚有着从小学到大专的完整的华文教育系统，但大马官方并不看重她热爱的中文研究和华文教育，因此她在本国获得奖学金的几率不大，新加坡华文教师的薪水也让她更感心动，所以她选择前往新加坡学习和工作。

2021年11月底，新马两国间启动VTL，小樱感到便利，终于踏上了因疫情而久违的返乡路。

很不巧，小樱使用VTL重回新加坡时，马来半岛暴发了大规模洪灾。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12月20日报道，大马官员称这场洪灾“百年一遇”。

围绕着灾情应对滞后、救灾不力、政客“作秀”等问题，马来西亚各族群社会都再度兴起了不满政府的“吐槽”声。

就在不久前，12月9日，新总理伊斯迈尔当局决定举行纪念上台执政百天的“大马一家”4日系列活动。

大马医药协会（MMA）负责人等专业人士和媒体人对此批评道，疫情期间政府主导这种千人规模的活动，似乎是在执意增加新冠病例。

这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引起广泛批评。

“避开”了水灾的小樱对大马政局感到十分无奈。

在她看来，马来西亚民众早就练就了“互助”的习惯。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报道，面对严峻的疫情，许多马来西亚人经济压力激增，有网民为此发起“举白旗运动”，呼吁有能力的人向在家挂出“白旗”的人施加援手。

根据小樱的讲述，大马互帮互助、人心善良的人情味背后，其实是政府的失职。

她向澎湃新闻做了更具体的描绘。

“在新加坡，每人只戴一层口罩；在大马，许多人会戴两层口罩。

”小樱分享道，“武断地说，之所以新加坡人没有大马人那么夸张，是因为他们更能信赖政府。

而大马人在心态上就比较无奈，总想着办法来保护自己。

”“我们不能靠政府呀，总是朝令夕改。

像是水灾上，大马应急设施做得很糟糕，政府工作也很差。

回家比较后，更能认识到新加坡的效率。

在大马，总是要‘自己想办法’。

哪怕是新冠检测，马来西亚都常出现安排不当、指示缺失的问题，让人很烦恼。

”小樱说。

阿文在新加坡住处附近的虎年装饰，除夕夜他会和表姐吃年夜饭，休息两天，年初三就要开工了。

阿文 供图 归向何处？

一如小樱所说，疫情迫使许多大马人长期滞留在新加坡。

久而久之，这些大马人开始考虑是否要申请新加坡永居权，甚至入籍当地，进一步告别马来西亚。

“我本来就主要在学校里工作和生活，和家人可以通过视频电话拉近距离，疫情对我日常生活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但硬生生地被切割了两年之后，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如何，甚至在考虑争取入籍新加坡。

”小樱说，“我原以为家乡不会改变很多，去年11月返乡时却有物是人非之感。

也许，地理的切割久而久之，就会变成心态上的切割。

已经两年了，那未来会如何呢？

”阿文、陈静怡也在考虑争取新加坡久居权。

对阿文来说，新加坡意味着更好的教育和未来，他希望尽快把老婆和孩子接到新加坡。

这样不仅可以一家团圆，也可以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

不过，对陈静怡而言，在新加坡久居和保持马来西亚国籍并不矛盾。

对她而言，申请新加坡永居是方便工作的安排，但她仍然想要在未来回到马来西亚。

“我还是更喜欢马来西亚的生活。

从小在大马长大，生活步伐较慢，食物好，人也不一样。

新加坡是很好的地方，可还是觉得家里更好。

”尽管新加坡经济发展成绩优异，但这也意味着社会竞争压力极大。

新加坡社会中流行的闽南语词汇“惊（怕）输”（kiasu）形象地展现了新加坡竞争激烈的状况。

对小樱来说，这种“效率至上”的倾向也十分清晰地体现在新加坡的语言学习上。

新加坡社会的主要教学和交际用语是英语，但政府也支持保护各族群母语的“双语教学”，因此华语往往是华族学生的必修课（马来文、泰米尔文对应马来族和印度裔新加坡人）。

但在效率至上的影响下，许多新加坡华族学生将华语教学的目标局限在“和中国做生意”上，这让小樱感到十分可惜。

“虽然新加坡和大马不同，华族是最多人口的族群，但整个社会完全以英语为主。

而华人和华文文化是我的归属感所在，这让在情感上对何去何从十分纠结。

”小樱说，“希望和中国商机对接肯定不算错，但文化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呀。

”在不断往返新马两地的过程中，小樱反而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深的认识。

“每次回到大马，我就发现这里文化不仅多元，而且每种文化都保存的很好，包括马来文化、华人文化、印度文化。

在华人文化中，潮州话、福建话（即闽南话）、广东话、客家话等各种语言都十分活跃。

只要我打开电视机，很容易就看到诸如醒狮等传统华人文化的节目。

这都是让我向往的多元文化和华人文化环境。

”小樱向澎湃新闻感慨道，“这种亲切感，只有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可以带给我。

”尽管疫情局势仍然复杂，奥密克戎毒株更为新马两国防控带来新的难题，但在星国寻梦的大马人还是希望能早日回国和家人团聚。

去年11月底，新马两国建立起VTL通道后，有关机票和车票均迅速一抢而空。

但李大顺和陈静怡都没有那么幸运。

更何况，生活不只有“单程票”，返乡的大马人还要考虑回程新加坡的事宜。

李大顺梳理说：“快速方便的VTL一票难求，那也可以走落地隔离五天的另一种方式，可这种渠道的票我也还是抢不到。

假如我真的回到了大马，再回到新加坡的车票仍是一票难求。

更何况，如果两趟都要住酒店隔离，那花费就更是高昂了。

我们年假有限，只好选择年后才回，真的很不容易。

”李大顺期望，新马两国政府能在新柔长堤这条路上增开巴士班次，让在新加坡被称为“马劳”的大量马籍劳工早日回家团圆。

据《联合早报》等两国媒体报道，两国政府已在考虑加开VTL的航线和班车，并将入境地点开拓到马来西亚的槟城、沙巴、沙劳越等其他地方。

1月31日，华人春节的除夕之夜。

陈静怡、阿文、小樱不约而同地选择和其他同样留在新加坡的亲朋好友吃团圆饭，并和远在大马的其他亲戚视频连线，恭贺新年。

“家人肯定会发团圆照来诱惑我，我们就线上和家人截屏合照咯。

”小樱笑言。

面对疫情，新加坡和大马等东南亚国家已转向“与病毒共存”的策略。

尽管如此，政府仍无法保证所有民众都免于感染新冠的恐惧，国家间的边境政策仍比较严格。

面向未来，李大顺仍然乐观。

“新、马政府都承认，新冠病毒在短期内不可能消失。

我们只有自己保护自己，注意卫生，少去人多的地方。

我们要听新加坡政府的话，学会怎么和病毒共存。

”阿文仍在坚持他口中“有苦有乐”的工作。

据他形容，他在新加坡基本上是早上睁开眼就要去赚钱。

“不像在大马，睁开眼后还是很轻松啦，只要不花大钱，都没有关系。

”阿文说。

“其实就是没办法。

我个人认为，不要想太多，就当着是新的环境去面对。

如果要回去疫情前的生活环境是不可能的。

面对新的环境，尝试面对即可。

”阿文坚定地说道。

（根据受访者要求，小樱和阿文是化名。

实习生袁明晰对本文亦有贡献）原文链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546449

在北京落雨的夜看完，一时思绪万千。

太多扣人心弦打动我的地方。

其实作为大陆人，看新加坡华语电影我是带着很强的猎奇心理，语言文化一开始是同源只是到后来逐渐分岔了。

分岔后又是怎样一般风景呢？

大概是有这样的想法去看。

但目前对新加坡文化、语言和城市本身算是比较了解的我已经和初中第一次看新加坡电影《小孩不笨》那种满头雾水的状态完全不同了。

这次更多是带着一种温情目光，去看家庭刻画，文化语言，外来移民等社会问题都有一种熟悉亲切之感。

片中阿玲看到丈夫出轨的CBD大楼镜头缓缓划过，那个视角、那个街景我都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熟悉。

结果发现取景的地方就在我之前上班的地方旁边一栋，每天都步行上班的我，怪不得可以在镜头扫到街名的一秒前就认了出来。

此外，对本片中不断切换的马来语、客家话、普通话、粤语和新加坡式英语，都已经不会让我产生文化冲击（cultural shock）了。

说到电影，本片就像是用非常细腻精巧的镜头语言去刻画「卡在生活中的某个位置中动不了」这种很抽象的状态。

全片雨都在下不停。

赤道附近热带雨季空气中湿气、阴沉的天空，绵郁不绝的细雨落下窸窣作响，无法剪断的雨丝如生活中条条丝丝压抑而令人喘不过气的沮丧……雨季为整部电影奠定了一种灰白的底色。

平静的生活表象下是一条汇聚了欲望和快乐，生活和重负的汹涌暗流。

阿公、阿玲、伟伦都「卡在生活中的某个位置中动不了」。

阿公的都被卡在逐渐瘦削无法动弹的躯壳里又再多感情言语都无法表达，只能化作观看武术比赛时伟伦夺冠时微微颤抖的手鼓掌，甚至不是真正意义上发出声响的击掌；亦或颤颤巍巍把轮椅划到伟伦身边，在他手臂上缓缓写下“帮”字；又或是津津有味看电视中武侠片。

阿玲则是卡在各种各样生活烦恼和重负堆积成的漩涡，像是在气旋风暴的中心逐渐被往里吸只好演着惯性的方向一直跌落无法逃脱，被安排了各种角色喘不过气——身为妻子八年不孕的焦虑，丈夫的疏离和出轨，和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公公却要悉心照料——阿玲永远是隐忍的，表情总是没有很大波动，背对着阿公哭，阿公颤抖着手努力去拍一拍她的时候她看着那副「笑」的书法转过头来莞尔微笑了。

甚至最大的一次爆发是在葬礼上，她把那些纸钱倒在火炉里。

那种神情像是一个心很空的人，把情绪和欲望都压到最低。

并非她自己想这样，而是一种被生活的重负直逼到墙角，摆脱不掉。

而墙角让她看到的一丝光，给她一瞬希望又将她带入甜蜜和痛苦的光，就是伟伦。

伟伦有着少年的热血和野兽一般的热情。

父母长期缺席，老师的出现扮演了母亲和“女友”两个角色，前者给被照顾关心被陪伴的亲情，后者给满足其性幻想的肉体欲望。

伟伦是把这段不伦关系当作初恋是想象的，他毕竟是个孩子，每时每刻都想去抓她的手，最后也会用“分手”这样的字眼，想要一个“刻骨铭心的结束”。

然而这份对老师的憧憬，是爱或者只是一时的冲动，都是美好的但是确实是被社会用道德判上不伦死刑的。

这种道德和社会规范的条框，注定卡死了伟伦的一切幻想和一切欲望。

这个片子的优点在于，每个角色都很饱满，镜头语言非常讨巧和有味道，演员投入程度（看了采访全文！

很佩服女主角为了开头打针的镜头竟然自己打了一个月的生理盐水才能让那个2秒的镜头一气呵成地那么流畅）和演技都可圈可点。

导演的用心程度给满分。

老人的部分很触动我心，镜头里瘦骨嶙峋的阿公让我想起我的姥爷最后一年在世时所受的折磨，清醒的头脑被困于日益衰弱的躯体中，连在夜里睡着时发出的那种巨型呼吸声响都如出一辙。

家里请阿姨帮忙打点，阿玲开头把蔬菜嚼碎了后吐出来喂阿公，给阿公擦屁股换纸尿裤……这也和我看到身边的新加坡家庭很像。

这些细节为影片注入的真实的力量，很动人。

记录几个我非常喜欢的镜头。

伟伦第一次去阿玲家，在走廊上一套打拳行云流水直到尽头，扭头一看眼神撞上非常喜欢武术的阿公。

阿玲弟弟给阿玲带榴莲，榴莲装在敞开的红色塑料袋里随风轻轻摆动，塑料袋耳鬓斯磨发出的嘶嘶声响，好诱人，我还倒回去看了好几遍。

少年对榴莲垂涎，老师问你饿吗，下一秒镜头缓缓扫过去，吞咽和喘气声令人遐想，结果发现只是两人在很用心的吃榴莲，老师吃完还吮了手指头。

为后面埋下伏笔，这个镜头好自然好不刻意，看得我如沐春风。

看到欢乐分裂的短评，觉得很妙3.5；雨的降落时刻以及最后的雨过天晴成为起承转合的标识，过于呼应主题而略显匠气刻意且仍有稚拙感。

一个中年女性面临情感/职业困境的选择，社会/家庭对女性的低宽忍度（开车、生育），整个社会大生态呈现的并置与杂糅（语言环境、政局趋向），三条线的糅合颇有立意；全片最动人的当属女主/阿公/学生三人同框的场景，阿公替代孩子成为联结分崩家庭的纽带，而学生则替代丈夫施以情感抚慰，他们才构成「家庭」，经由他们的在场，女主才能走出旧我，告别热带雨。

其实这里面有很细腻的对「缺位」家庭的探讨。

丈夫出轨除了婚姻本身的问题，更多的是八年尝试无果丈夫喜欢孩子又感到疲惫，和外面的女人生了孩子。

阿玲因为丈夫逐渐对自己漠不关心，如「去完医院也不会躺在自己身边」、「家里的汽车里多了奇怪的可爱摆件」……这种举手投足间的被女主去发现的令人不适的细节非常带有刺痛感。

「阿公代替孩子」这里想强调一个镜头很妙，阿玲做梦，梦到一直是阿公在睡觉的床上的人变成了婴儿，她抱起孩子微笑。

一瞬间婴儿大哭，阿玲惊醒，睁开双眼的一瞬间窗外响起雷鸣。

「维系着家庭的纽带」这个表述不用刻意说，在电影里表现得很微妙，这种通过电影语言的心有灵犀感让我觉得很妙。

豆友二十二岛主在短评里说，除了贡献了这两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师生恋之外，还在女性地位、文化传承、生老病死、故国情怀等多方面有所展现。

我深以为然。

很多话题都是蜻蜓点水般轻轻点到为止，几个散落在不同地方的涟漪拼接起来成了一幅色彩各异的社会图景。

其实和生活很像，对话是碎片式的，观点是散落在脑海、与他人对话，各种信息媒介中的。

电影里，开篇两个学生在雨中升湿淋淋的坡县国旗。

阿玲作为华语老师在一所华文学校（对！

甚至不是一所英文学校）都不受重视，华语、文化传承这种大热话题也不经意提及，却没有刻意的感觉。

本片中华文比例如此之高，出现了华文老师不管别人是否说华语都用华文回答的失衡情况，是否是一种对现实中日常已经全盘英语的新加坡一种反思？

具体来拼接这些细节的话，阿玲撞车后出租车司机载的乘客那一句蔑视的"female driver lah!"，化学老师举手投足间的一种炫耀感「有了孩子就是要换大一点的房子啦」、丈夫小妹所生二胎满月酒上一位阿姨「她没生过孩子当然不知道怎样抱孩子」、阿玲妈妈为她花重金求来的符阿玲一回家就乖乖放在了枕头下、甚至阿玲和签好离婚协议站在电梯前对前夫说「我一直以为你想要一个女儿……」似乎生孩子并不是她自己强烈的意愿，孩子只是抚平婚姻矛盾让日子持续下去的熨斗。

这些都是我们日常再习惯不过的场景，女性一直是被社会被男性凝视的对象。

但在电影里，身为女性，直面镜头去凝视镜头里的女性的时候，我才如同切身被凝视般对那种火辣辣（如果有声音甚至刺耳）的目光穿透，感同身受。

女主做人工受精手术的时候那个镜头令人难忘，青蓝色的手术服，带着一种干净（毕竟消过毒）和紧张（毕竟手术服），麻药注射进去后，细细长长的玻璃管在视觉上尖锐到疼痛，缓缓向前推进插入的那个镜头，阿玲右眼角很快地划过了一滴泪。

后半段过于刻意。

不知道导演是怎么想的，1h10min之后是怕剧情不够drama不够吸引人一般直转几下，疯狂插入师生恋狗血剧情，碰触禁忌之线让我觉得那种无处释放激情如火山迸发时虽然激烈、汹涌，但是好刻意，像故意给阿玲找一个出口，仍落于窠臼。

最后一系列场景都落于范式，即常规情节展开操作，即一般人对「师生恋」情节应该如何展开的理解之中，就普普通通了许多。

包括男孩遭冷遇想摔车离去出车祸，结尾处雨后天晴有一种高考作文最后一段点题般的象征意义，都让前半段把握得恰到好处那种随着镜头自然流动的剧情美感消失得一干二净。

唯一可圈可点的是最后一幕的镜头。

阿玲回到自己的家乡马来西亚，郁郁葱葱的棕榈树（？

），一个长镜头跟随阿玲逐渐走进房屋院落，阿妈在洗床单，语言瞬间切换到客家话。

两人把床单晾好，阿玲在门框中微笑。

雨中少年哭得失去了轮廓，「我想hug你！

」，两人站在草坪撕裂压抑、一瞬间的情绪的洪流和放纵。

只有那一刻，仿佛使劲力气蹦起来去贪恋地触碰高处不可得的美好。

只有那一刻而已。

成年人下一秒就要坠落回到地面，睁开眼依然要面对生活，依然要被生活的条框和重量卡在那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动弹不得。

——一根超过4厘米的针扎进腹部，是什么样的感觉？

——亲手将一根超过4厘米的针扎进自己腹部，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连续8到10天，每天亲手将一根超过4厘米的针扎进自己腹部，又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每个月都有8到10天，需要亲手重复以上这一步骤，又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想，即便是没有「尖锐恐惧症」的人，细想之下，可能都难以支撑着忍受到第四句描绘的情境。

但《热带雨》中的女主角，中文教师阿玲，却在日复一日地忍受着这样的自我折磨。

为什么非得受这样的罪？

滂沱大雨中缓缓升起的新加坡国旗，给了我们一个暧昧的回答。

新加坡，东南亚最现代化、国际化的国家，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在这座花园城市里共同相处。

尽管时至今日，华人依旧保持着77%以上的人口比例，可出于历史原因，在英语被作为官方行政语言的新加坡，中文乃至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正因时代的发展而日渐式微。

但凡当老师，都难免会因为遇上不求上进的学生而产生职业价值上的挫败感。

在中文使用率本就不高的新加坡，学生乏善可陈的积极度则使这种挫败感更加突出：「为什么不写中文名字？

」「忘了嘛」Peter Chan流利却吊儿郎当的答复，实在很难让人判断，他究竟是真的忘了自己的中文名字，还是明知中文名，却根本不愿填在试卷上。

虽然自此之后，陈哲艺没有再费更多的笔墨和镜头去呈现Peter Chan这一角色，但年轻一代华人对中文怀揣的态度，却已经不言而喻。

这种古怪的疏离感不仅来自于学生，甚至在日常和年纪相仿同事的寒暄中，也有着掩饰不住的吊诡。

同样的黄皮肤、同样的黑瞳孔、同样的黑头发，却操着完全不同的语言，看似可以互相理解，但从来没有相互体会，表面上越是亲热，背地里越是陌生。

只是单纯地因为在新加坡国际化的发展中，中文无法满足人们对更高阶级和更大收益的追求，便遭到了华人乃至教育部门的冷落与抛弃。

而作为中文老师，原本担负的使命——延续华语族群的传统意识，在新加坡愈发现代化的浪潮与资本主义汹涌的逐利惯性中，似乎被异化成了某种不合时宜的原罪，并被温吞而果决地孤立——不信你看，胡金铨的武侠片，似乎只剩下阿玲瘫痪的公公一个观众；就连硕果仅存的武术比赛，在海报和记分牌上，也满满都是英文——明明置身于满是华人面孔的象牙塔，阿玲却仿佛一个格格不入的局外人。

并且，纵观整座学校，似乎没有哪个人能同她一道分担这份落寞。

死气沉沉的工作所带来的巨大失落感，往往需要一个生机勃勃的家庭才能填补。

然而回到家，只有瘫痪在床的公公等着她照顾。

不对，还有按部就班的阿姨在等着她付钱。

偶尔，还需要从自己并不宽裕的积蓄中拿出杯水车薪，接济身在马来西亚、并不成器的弟弟。

原本应当承担，或者至少一同分担的另一半在这个时候仿佛人间蒸发，甚至一丝存在的痕迹都难以寻觅：不论是衣架上的一件外套，还是书桌前的一张合照。

如果是一个人独身也好，哪怕失落，至少能安然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真正可怕的是，一边机械地重复着毫无认同感的工作，另一边还要负荷自己生活之外大量的日常琐碎，长此以往，只会将一个人彻底掏空。

而更让人细思恐极的在于，B超检查的医生轻描淡写的两句话：「我那个也一样，整天找不到人的」「我家小孩也是整天讲English，华语也是很差的」不得不让人怀疑，这种疲惫而疏离的生活，并不是只有阿玲一个人在过。

看到这里，突然就不难理解阿玲，为什么能够一次次地忍受催卵针扎进自己身体的痛楚了。

当一个人的A面和B面分别被失落与疲惫填满时，似乎只有一个婴儿的诞生，才能盘活这死水一潭般的生活。

或者，至少短暂地激活一下迟钝的肌体与麻木的感官。

只是，这样的日子要到哪一天才是个头？

稍微有一些生理常识的人都知道，女性一生能生产的卵子数量是有限的。

催卵针的作用，与其说是促进女性卵子成熟，不如说是为了当下受孕的小概率可能，而提前透支一个女性成为母亲的未来。

或许是为了拯救失败的婚姻，也或许是为了堵上亲戚的闲言碎语，抑或是母性本能的驱使，一针针地扎下去，付出的代价是巨大而不可逆的。

但当晚归的丈夫冷淡地甩开阿玲的手臂，一个人走进浴室后，一切转机的可能其实已经趋近于零。

当感情和血脉走到只能依靠冰冷的试管和药剂才能勉强维系的时候，就像华语文化在新加坡的尴尬处境一样，其实已经没有继续延续和挽回的必要了。

当年迈的公公终于在睡梦中溘然长逝，三兄妹立即因为财产的分配而争执不休——这一幕在影视作品中或许太过常见，但恰好将两个问题集中在一起暴露了出来——传统的伦理与传承早已藕断丝连，所有的鸿沟早已深深筑下，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利益的合谋与算计。

阿玲的丈夫及姐妹是如此；她那打着培养学生的旗号，实则只在意自己仕途的校长亦是如此。

之前的一切委屈、煎熬与无可奈何，不过是礼崩乐坏之前的序章。

区别只是，道貌岸然的遮掩与否，以及扯没扯下那一块最后的遮羞布。

郭伟伦的介入，在我看来不过是一段精彩却无关痛痒的插曲。

他更像是阿玲的一个影子：同样孤独、同样寂寞，同样地对没落的中华文化及人情冷暖怀抱有一丝微不足道的希望。

甚至他们即便发生了关系，也难以用恋情和爱人去界定彼此。

只是两个同样孤独的灵魂在对方的身上嗅到了一丝同类的气息，从而不自觉地想要在对方身上取得一丝抚慰和依靠罢了。

但一方面，作为对传统伦理的恪守者，阿玲无法因外界的道德坍塌，便随波逐流地踏入礼崩乐坏的漩涡；另一方面，作为新生代的继承者，郭伟伦的力量也不足以改变社会大众对现行规则的臣服。

他像一剂猛烈的催化剂，加速了漩涡中阿玲的觉醒；同时，亦扮演了礼崩乐坏的当代社会里，一丝不太和谐的杂音。

103分钟的时间里，陈哲艺赤裸而从容地将社会层面的政局动荡、性别刻板观念；文化层面的语言冲突、文化传承；还有个人层面的婚姻危机、空巢家庭乃至师生恋问题，圆润地整合到了一起。

野心极大，也的确顺畅地实现了不同话语的叙述和讨论，但过于丰富的指涉，难免容易让人分不清他想要传递的核心态度——直到阿玲乘坐大巴回到阔别已久的马来西亚时，镜头给到路边层峦叠嶂般密密麻麻的棕榈树林，我的记忆突然如触电一般被唤醒，与《阿飞正传》开场中同样的那片墨绿森林发生了重叠。

「无脚鸟」三个字，就像纪念张国荣和愚人节早已被雷打不动地捆绑在一起一样，在我的脑海里，被牢牢地和这部电影、和陈哲艺锁在一起，成为整整弥漫了103分钟的抑郁情绪的最佳注解。

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相比辽阔的中国本土，地缘上都是孤悬于海外的一畦弹丸之地。

而三者也因为近代以来错综复杂的历史，以及同处不同庞大势力博弈之下，拥有着「身不由己」的共同经验。

那是徘徊在风雨之中飘摇无依的惶恐，也是对远方故国难舍难分又近乡情怯的乡愁。

只不过，这份相似的乡愁，在80年代的罗大佑口中，是「亚细亚的孤儿」；在90年代的王家卫笔下，是飞翔终身的「无脚鸟」；而在21世纪的陈哲艺的镜头前，化作了漫天连绵又瓢泼不止的热带雨。

不同的是，云开雾散后，陈哲艺的无脚鸟，最终在落后却相对完整保留了华人文化的马来西亚，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家庭这个概念与存在，似乎没有带给她多少幸福，感情平淡的丈夫，疲人料理的琐事，从学校里蹦出的不起眼学生，反而是能撩拨她内心的唯一一道涟漪，而且她们居然差了二十余岁这即是男女之情的奇特之处，不论年纪的大小，社会身份的区别，彼此关系的差异，所处境地的不同，任何时间环境下，似乎都有可能发生，同样会令人心潮澎湃，而且这种“不恰时宜的感情”，一刹那间的天雷地火，带来的内心涌动，甚至会更甚之于寻常的相遇从卧室里吃了一惊的抱到一起，愣了一愣的她，却也没有再去躲开，下电梯时有过犹豫，等到后面几次相遇，她到底是抛开了这份年纪差异之大的感情，只是命运之子却玩笑般来到她的身体，那个与她丈夫之间很近又很远的孩子，这次似乎真正来到了，她会选择生下，还是放掉，这又是另一个故事她应该会选择生下，只因为她的年纪，和对生活所剩无几的憧憬，孩子或许是她唯一能许以期盼之所在，所以她回到家乡天空下，在雨过天晴的后院晾衣架旁，抬头起手，笑出一份少见的甜她看似失掉很多，但其实她也被那些物事束缚了很久，此刻她才真正得到了任我行的自由，内心里的平静，可能就在咫尺的自己孩子

三星半，不吹不黑。

优劣势非常明显。

鉴于已经有那么多人吹爆了，我就只说说如鲠在喉的缺点吧。

作为今年金马大热门以及平遥影展最受关注的影片，陈哲艺这次的作品其实有点令人小失望，主要是故事有点狗血。

一个遭遇丈夫长期冷落和出轨并且职业发展濒临瓶颈的女教师，跟一个长期享受不到父母关怀的青春期男生，发生了一段不可描述的“你情我愿”的故事。

最终女教师找到了所谓的“自我”，“解决”了所有困境。

作为第一部作品就拿到戛纳金摄影机奖陈哲艺，多年之后第二部长片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不能说令人满意，当然也不用提任何惊喜了。

金马的7项提名，也只能说在意料之中，一是因为今年的特殊情况，二是这在我看来是一部只能在大华语地区才能得到如此之多关注和理解的电影。

这里的女性困境如此之深、之绝望、之特色鲜明，最核心的一点是建立在于东南亚女性面临的生育压力上，一切意义和价值皆源于此，电影结尾也呼应了这一点。

然而，令人失望的地方在于，影片塑造的女主光彩黯然，魅力缺失，尤其在女性独立意识逐渐觉醒的大时代背景下，很难令人产生共鸣。

或者我们不要求“共鸣”，我们只谈角色在电影世界里存在的自洽和价值——在某个时刻，我甚至想到“软弱，你的名字是女人”，但这并非褒义或者悲悯，就是字面意思。

因为女教师在影片95%的故事里只有痛苦、压抑和迷失，我们看不到她的自我在哪里。

这个比例就是问题，最后的5%则突然给了一个完全在意料之中、通常可以在言情小说里看到的情节作为解决方案：一颗无辜精子的成功着床。

但是，前边95%的问题和成因就从此不存在了吗？

不，导演规避了女教师真正的困境。

诚然一个男性缺失但男权无处不在的社会是她所有压力的来源，但她本身一味的忍让和纵容也是令人失望的。

即便最后也是放弃、逃离这个充满压力而先进的新加坡，回到了混乱且落后的马来西亚，看似返璞归真，看似回归自我，看似真正找到了归属感，然而实际上只是无路可走。

可惜导演只安排到这个程度，可能就是导演自己说的他的电影就是展现生活。

以及，女教师对青春期少年的感情到底是什么？

我肯定那不是爱，至少影片是没有给出这种暗示的。

只是成年人绝望的暧昧，是迷失自我之际的一点慰藉。

而少年对于女教师的感情又是什么呢？

青春期性冲动居多，还夹杂着一点恋母情结。

比较之下，还是荷尔蒙的冲动更单纯可爱些，但是那个强行扑倒又是什么意思？

加上女教师的默许，未学会尊重和尚无法负责的少年行为被洗白。

看似爱，实际上并不是。

如果不是爱，这些情节就顿时面目可憎了起来。

人们可以原谅不伦，但那需要真心真爱在侧，帮助说服并超越所有世俗道德标准。

哪怕缺那么一点，这段感情也会显得油腻。

在丈夫、儿子和父亲角色缺失的世界，女性把自己的情感依赖对象投射到错位的男性身上，有的地方是温暖亲切，有的地方是误解扭曲。

生活本身或许可以是这样，但结尾的突兀安排最终暴露出一种廉价的女性困境解决方案——事实上这个困境是无法被这样解决的，或者说是一个琼瑶式自我感动的结局，一个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万能方案。

不知道为什么男导演一写现代女性遭遇困境并最终解脱的故事，就显得牵强。

当然不必要强行完全理解另外一种性别，但是这个折射出来的女性世界总是光怪陆离的。

假如说这就是他想呈现的效果，well,his character deserves more.当然令人折服的一点是，陈哲艺始终是少年心性未改，从《爸妈不在家》到《热带雨》，从男孩到少年，一切青春的冲动都是那么真挚。

另外，他细腻刻画人与人之间微妙情感关系的技法还是相当迷人，比《爸妈不在家》时更从容。

很多妙处难以言传。

这是他导演技巧日臻成熟表现。

然而，我还是更喜欢《爸妈不在家》，那里的人物是有灵魂的。

而《热带雨》里的人物好似被抽空的躯壳，只有半身不遂的公公有一个丰富的内心世界。

看完之后依然意犹未尽，从去年平遥电影节之后一直盼望着这部电影。

从马来西亚回来不久，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大抵与马来西亚相近，地处热带的国家，明媚的阳光，晒得令人无处躲藏的阳光本应该是热带的主旋律，但是在陈哲艺的镜头里，阴暗、压抑、沉闷，阳光无处可觅，阵雨随时飘洒。

热带雨来去匆匆，就像阿玲和自己学生稍纵即逝的感情。

陈哲艺的镜头如同一把手术刀撕开华语语境里的家庭现实：中年的妇女危机，照顾着病卧在床的老人，相处着早已形同陌路的丈夫，供养着四处要钱的弟弟，进行着两点一线的枯燥无味的工作与生活，而那个孜孜不倦的学生的出现，则是给她崩溃的生活撕开了一道裂缝。

他在她的身上寻求母爱一般的包容，而她也在他的身上重拾母性一般的爱恋，那场激情戏看得出来令人生怜，不过是两个生活里有着巨大遗憾的人的互相拥抱罢了。

很喜欢影片所构造出来的一点点的细节，阿玲在和学生相处的过程里，看着他的作业发呆，红笔的笔墨浸透了作业纸；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倚靠在她的座位上，鼻血滴红了白色衬衣，两个人都用“红”这一种具体而又直接的方式完成了对对方的情感意象的图像传达；再比如阿玲的公公逝世那晚，梦里的那一个新生的婴儿与雨夜离去的生命遥相呼应，冥冥之中有了一种奇特的生命转换。

公公死后兄弟姐妹即在灵堂瓜分家产，夫妻离婚之后为精子而划清界限，人走茶凉也不过如此了吧。

“老师，我想hug你！

”“孩子，你先把中文学好！

”在去新加坡之前，我看了陈哲艺的《热带雨》。

有人说，陈哲艺是继李安之后最会拍家庭电影的导演。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过誉，但确实这位八零后的导演在初执导筒的时候就已然大放异彩。

2013年，陈哲艺的处女作《爸妈不在家》一举夺得了第66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和第50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

那一年，陈哲艺刚刚29岁。

在当年金马奖的庆功宴上，李安对他说：“你起步这么高，接下来蛮难的。

”这是极大的夸赞，也是语重心长的勉励。

六年后，陈哲艺的第二部作品问世，虽然并不如前作那番光芒万丈，却也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崭露头角，并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抱得数个奖项。

今天想提的，就是这部《热带雨》。

《热带雨》讲的是一个年近四十的女人的中年危机。

这个名叫阿玲的马来西亚华裔嫁到新加坡，有个中产的家庭，一个瘫痪在床的公公，和一个常年不着家的丈夫。

阿玲与丈夫结婚多年却一直无法生育，婚姻生活如一塘死水。

生活上，她独自照顾生活无法自理的公公，独自固守着怀上孩子的执念定期到医院就医；工作上，她是一所中学的中文老师，独自教授这门并不被人重视的课程。

这样的设定有些许鞍华的《女人，四十》和《男人四十》的味道，但人物的命运却更为多舛。

阿玲的丈夫出轨，并堂而皇之地将女友及其孩子带来父亲的灵堂；阿玲自身也陷入了被学生郭伟伦苦恋痴缠之中，并也冲破了道德的禁忌。

整部电影的拍摄都笼罩于一片湿答答的阴雨天气之下，粘稠的空气贴着皮肤，密布的乌云宣告着大雨的随时莅临，不由会让人想到马来作家黄锦树的《雨》，为女主角的人生营造了极好的阴郁氛围。

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很多，大多都会围绕着女人的中年危机和师生间的不伦之恋两大主题展开，这是电影的明线，一眼可见。

然而，在这样的故事情节之下，这部内涵丰富的电影更隐藏着这位新加坡导演对本土日渐消逝的文化的一声叹息。

新加坡这个有着数百万人口的国家，虽然其华人比例曾一度高达77%之众，自建国初期开始就延续了英文政策。

虽有传承中文者力挽狂澜，终究也只能是望洋心叹。

但即便如此，新加坡导演依然每每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抒发这样的叹惋，比如陈哲艺。

他在一次采访中坦言：“现在新加坡的华人，面临一个蛮大的困境，很多人可能已经放弃了华语。

很多不会讲英语的爷爷奶奶，现在反而不是他们教孙子学中文，而是他们去学很多英文单词，为的是可以跟他们的孙子交流。

”在《热带雨》中，这样的社会环境被十分细致地刻画出来。

导演把场景浓缩到高中这样一个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传承的教书育人之地，并为学校里的人物都披上一层华人的躯壳。

我们看到，华人校长如丧失了中文能力一般，始终用英文毫不隐讳地表达自己对中文教学的嗤之以鼻；我们看到，华人教师同样操着一口流利的英文，来填充工作和生活的所有对话；我们看到，华人孩子在面对老师对其在中文试卷上不写中文名而用英文名的质问时，能嬉皮笑脸地回答自己忘记了中文名。

这样的设定，不只是为了营造作为中文教师的女主角的职业困境，而是用外表和语言的极大反差，来激起观影者的心底共鸣。

女主角阿玲更像是这个环境中唯一一名捍卫中文的勇士，始终固执着用中文来应对校长和同事的每一场对话，主动牺牲自己的下班时间来为中文成绩不佳的学生们补课，即便最终出席的只有郭伟伦一个学生。

阿玲的坚守，换来的不仅是对女主角悲情命运的同情，更能感受到在这座现代化城市中，中华文化传承者的处境悲凉和无力回天。

而这样的悲哀，不仅体现在女主角身上，在电影的诸多地方也都显而易见。

阿玲的公公瘫痪在床，生活最大的乐趣是看电视里放胡金铨的《侠女》，而中华传统的武侠片也像这位行将就木的老人一般，在这个华人国度里已无人欣赏，唯有同老人一起腐朽，一起被埋葬。

当老人用颤抖的手教郭伟伦写“帮”字的时候，与其说是对传承的期冀，不如说是文化的衰败。

更不必说中华武术的赛场被满是英文的解说和屏幕裹挟，更不必说那写着“礼义廉耻”的文件夹被黑暗遮蔽，这一切的明喻暗讽都是一种宣告。

面对这样的回天乏术，我们无权苛责，只是深感惋惜，只能用镜头和文字，用孱弱的绵薄之力，去尽一番苟延残喘；用颤抖的缅怀，去默默举起那面文化的招魂幡。

澳门国际影展期间，风影电影记者汪金卫对因《热带雨》而拿下平遥、金“驴”（防hexie）双项影后大奖的杨雁雁进行了专访。

在专访前，已经在平遥和台北看过两遍《热带雨》。

还在台北金驴表演论坛上见到了她。

在论坛上，她分享了一些为塑造《热带雨》的女主角“阿玲”而做的准备。

为了这个镜头，杨雁雁打了一个月的针比如，在拍摄前，为了演好片中“打了八年催卵针”的角色，她拒绝了导演陈哲艺用替身的建议，而是每天都练习用大号针管给自己打生理盐水，足足打了一个月。

才有片中打针时“习惯成自然”随性模样的演出。

胶卷相机镜头下的杨雁雁在台北金驴奖颁奖典礼上，杨雁雁捧着奖座激动落泪，对陈哲艺导演深情“告白”说：“跟你去冒险，很痛苦。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还敢跟你去冒险！

”听到此话，陈哲艺当即湿了眼眶。

当我在澳门国际影展对陈哲艺导演进行访问时，他也表示在这部戏里对演员、工作人员更加苛刻。

“跟我合作的女演员都很辛苦，你应该去访一下杨雁雁，你会发觉我是一个魔鬼型的导演。

”这些都让我更加好奇。

杨雁雁和陈哲艺的两次合作，究竟冒了什么“险”？

对塑造“阿玲”这个角色，杨雁雁究竟下了多大功夫？

带着这些问题，我和杨雁雁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深入访谈。

在专访时，坐在对面的杨雁雁亲切而大方，时而跟你玩起“猜谜”游戏，时而开怀大笑、感慨万千。

相比媒体采访的正式，不如说更像朋友聊天一样自然。

谈起从《爸妈不在家》到《热带雨》这六年的变化，杨雁雁笑谈“我抗压性变大了。

”一开始我没有理解，当做完访谈后，我才明白她经历了怎样涅槃重生般痛苦的心灵煎熬与蜕变重生。

在拍《爸妈不在家》之前，杨雁雁已和陈哲艺合作拍过一个短片，就了解到他是控制欲很强的导演。

那时杨雁雁在拍电视剧，抽空去找陈哲艺试《爸妈不在家》的戏。

每次表演完，陈哲艺就问“可不可以（表演感）再小一点？

”反复几次后，杨雁雁抱怨：“导演，再小一点就没得演了！

”陈哲艺说我就要这种感觉！

于是杨雁雁尝试去隐忍表演的情绪和层次，让陈导拍板敲定杨雁雁出演《爸妈不在家》的母亲角色。

爸妈不在家但《爸妈不在家》作为陈哲艺的处女作，筹备了很长时间。

期间杨雁雁发现自己怀孕了，连老公、家人都没告诉，先给陈哲艺打电话“报告”。

当时陈哲艺还在英国读书深造，半夜接到电话迷迷糊糊地“哦哦”回应。

第二天给杨雁雁回电话“你昨晚是不是给我打电话了？

你是不是告诉我怀孕了？！

”杨雁雁说是，但她还想演。

陈哲艺吓坏了，要是演戏出事了怎么办！

后来他们约在新加坡的咖啡厅面对面聊了五个小时，最后杨雁雁摊牌“反正你再找别的演员也是冒险，你现在用我也是冒险，不如你就把这个险用在我身上吧！

医生说我可以工作，我不工作我会发疯！

”并且她不断地给陈哲艺发自拍照片，“你看我身体没什么变化，就可以演一个胖一点的妈妈嘛！

”最后，陈哲艺为此修改了剧本，把母亲角色改成怀孕状态。

从此杨雁雁放心大胆地吃，到演出时，已经胖了25公斤。

因此，《爸妈不在家》，自然是一次生理上的冒险。

到了《热带雨》的阿玲这个角色，其实陈哲艺是始终不想让杨雁雁演的。

其一是因为他们认识太久了，杨雁雁是一个大咧咧的女子，与角色性格毫不符合。

其二是因为定下找许家乐来演男主后，更不想让曾在《爸妈不在家》中饰演家乐妈妈的杨雁雁去和他演师生恋。

导演自己心理上这一关就很难过。

对于杨雁雁，《热带雨》的拍摄同样是一次心理上的冒险。

（以下内容涉及电影《热带雨》关键剧情）《热带雨》中，杨雁雁化身为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女性“阿玲”，这是一个面对着学校领导、学生、丈夫、公公、母亲多方重重压力的角色，个性与杨雁雁本人截然相反，需要隐忍的表演。

全片只有两场戏是微小的爆发点。

一处是在公公的葬礼戏，往火里倒纸钱的发泄。

杨雁雁说，那时候的阿玲几乎已经因公公去世断掉了“最后一根弦”，但她依然很坚强、很柔软。

葬礼是一场十分心寒的戏，阿玲在葬礼上身为公公的儿媳妇，坐在那看着丈夫和小三、孩子，自己仿佛像是个第三者，更像一个局外人。

很让人心疼。

而另一处情绪爆发点，是打了八年催卵针的阿玲，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

“这场戏特别虐心。

他们太狠了，给我放在进组第一个星期拍。

”看着拍摄通告，杨雁雁震惊了，问副导演：“你疯了是吧？

你还好吧？

可不可以至少让我过一过这个过程再拍啊？

”本来这场戏里，杨雁雁要出现在镜头前表演。

一遍遍地尝试，从不对试到对为止。

虽然剧本都有写，但拍摄时要抓住当下的感觉。

杨雁雁认为，在拍摄中，演员与导演的沟通很重要。

一句“我可以试试看”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拍了足足两天，她也没有想到，陈哲艺最终选了她没出现在镜头前的那一条。

在成片中，虽然杨雁雁没出镜，但声音表演也非常出色。

又是哭又是笑，就是哭笑不得的样子，情绪极为复杂，十分难演。

听了我的感慨，杨雁雁“大吐苦水”说：陈哲艺最可怕的是，剧本里写的就是那四个字：哭笑不得！

这怎么演呐？

又没词儿！

只能在当下去感觉。

早在拍《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杨雁雁已经感觉到，陈哲艺是那种“剧本不可以改一个字”的严格导演。

她笑着说，跟陈哲艺合作，就要“偷偷地加东西”，当细致的陈导发现她加的“私货”，觉得很喜欢，就会保留下来。

到了《热带雨》，杨雁雁甚至呼吸、走路、举手投足都要变成“阿玲”这个角色，每一天都要丢掉自我、进入角色。

而拍摄的每一分钟都不可放松。

杨雁雁说，她最大的感悟是，演员要面对（这一条表演的）失败，恢复期只有1秒，就要重新来过。

过程非常痛苦。

在《热带雨》的拍摄过程中，杨雁雁感觉到自己的心被解剖开来。

身心高度集中，每天都像把自己杀掉一样。

许多个夜晚，当剧组收工，终于可以卸妆、脱下假发，重新从“阿玲”变回自己时，杨雁雁都要大哭一场，才能好好休息，第二天重新工作。

“每一天都像浴火重生的凤凰，翅膀烧成灰烬，再重新长出来。

”对演员来说很矛盾、很痛苦。

既害怕每天将自己打碎、再一片片地拼起的经历，又期待自己会做得更好。

“演员的工作何止是虐心！

我觉得五脏六腑都很受伤！

”我也注意到，在台北的金驴表演论坛上，五位影后入围者面对“演员如何从角色中走出来”的灵魂拷问，也纷纷感慨万千，自曝脆弱、痛苦的一面。

这些东西，电影学校都不会教授，都要靠演员慢慢摸索。

“要不我们开课吧！

”杨雁雁笑着跟我开起了玩笑。

表演论坛《热带雨》在平遥、台北放映后，片中“师生恋”甚至发生肉体关系的情节，在豆瓣等电影网站引起观众的广泛讨论。

有的观众对片中重要的亲热戏无法接受，认为是男性用身体力量优势强迫女性，属于“强奸”。

在电影中，杨雁雁所表演的那一刻就是化身为这个女人。

因此我向她询问在这场戏里，阿玲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心境之中。

是在“被强奸”吗？

情况似乎并非这样简单。

杨雁雁认为，这时的阿玲是一种“迷失”的状态。

在这场戏之前的补课戏里，伟伦跟阿玲说话时，阿玲有那么一刻走神了，迷失在自己的世界中。

那一刻轻微的“走神”很重要，这种情绪带到亲热戏中，就有了在伟伦问“我做错了吗”之后，阿玲“轻微摇头”的反应。

那一刻，伟伦或许代替了阿玲的丈夫，阿玲对伟伦有关爱，也是有渴望的。

其实，对阿玲来说，能和伟伦牵牵手就足够了。

她渴望亲密的接触，也微妙地表示难以言说的欲望。

这个“表示”的度很难把控，多了就坏了，少了表达不到。

杨雁雁说，在那一刻，阿玲还是享受的，还是渴望的。

虽然处于迷失状态的阿玲欲望被激发，但她也很快地回到了现实中。

“这就是人生。

很多事情突然间迸发，让你措手不及。

这很虐心。

我很少这样仔细地说这场戏。

”虽然距离《热带雨》的拍摄已过去一年，但在宣传期、颁奖季内大量的看片、宣传、采访活动，使得杨雁雁时不时还是要回到“阿玲”的身体中去。

拍摄时角色的痛苦虐心感受在反复的回想、阐述过程中逐步加深，让杨雁雁更加感到刻骨铭心。

面对“拍摄最多条的是哪个镜头？

”的提问，杨雁雁十分俏皮地把问题抛了回来：“你猜猜看！

你猜得出来的！

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场戏。

”我猜到了大概——是片尾阿玲回到马来西亚的戏，但没猜到结果——那个镜头全片最后阿玲的微笑。

这个短短的镜头足足拍了30条，双双破了导演和演员的“最多TAKE纪录”。

每条拍完陈哲艺都说“再来一个”，还好那时的杨雁雁已经千锤百炼，面对全剧组的等待、关注，施展了强大的抗压性。

一遍遍地尝试，“一遍遍地原谅自己”。

最终拍到导演满意的TAKE后，又多拍了一条放松恶搞的TAKE。

把压力化为翻白眼、做鬼脸释放出来。

全剧组的人也松了一口气，大家开怀大笑。

专访后的一个傍晚，我和杨雁雁又在澳门文化中心供人抽烟、茶歇的公共露台偶遇。

聊起电影，聊起女演员，她瞬间切换到迷妹模式。

刚听完朱丽叶·比诺什的对谈活动的她，对“女神”大加赞赏，更毫不掩饰在多伦多看了《兰心大剧院》后，对巩俐气质的无比着迷与崇拜。

“巩俐帅死了！

”那时在杨雁雁身上，已经丝毫看不到“阿玲”的一点影子。

“（专访）你发在豆瓣上吧！

我们会看！

”几天前，《热带雨》的化妆师给杨雁雁发了一张工作照，照片上，剧组化妆、服装、录音组的人都围着她一个人忙碌。

化妆师给这幅照片配了两个字“女王”。

杨雁雁看后吐槽：“才不是女王！

那是被折磨的！

就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还有一张照片是许家乐给她看的，是那天拍摄亲热戏前要试机位，许家乐扑在个子小小的副导演身上，场面十分滑稽。

杨雁雁觉得很有趣。

“特别可爱，我让家乐把这张照片寄给我。

”也许，这是杨雁雁走出“阿玲”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