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全国副总指挥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您的论点很好，您也很会表达。

内政部副部长施图卡特博士：但是对问题本身没有帮助。

海德里希：有时候……请容许我坦白讲，有时我会想，您是否……为了辩论漂亮而故意反对我们的建议，又或者……是因为这些讨论触及的是您写的法律。

施图卡特：我希望您不要将我们法律人片面理解为您火车头的刹车片。

海德里希：我部里全都是学法的。

施图卡特：真是雪上加霜，就像舍恩加特博士、兰格博士之类。

海德里希：我欣赏敢打敢拼、积极有为的品质，那些无事生非、满腹疑云的律师，我很少用。

思考是好事，但是行动更重要。

施图卡特：有勇无谋，成不了大事。

想倒洗澡水，结果把孩子也倒出去了。

海德里希：强制绝育，您是认真的吗？

还是只是随便提出来，知道反正我们做评估也要好几个月？

施图卡特：和您一样，我也认为贯彻元首意志，匹夫有责。

我不是要论证反对您的最终解决，我只是在论证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也必须按秩序进行。

我对您在国家安全部的工作报以最大程度的敬意，您带出了一个意识形态坚定、战斗铿锵有力的部门，且随时待命，但是您别忘了，不是整个德国都是这样的，人们需要规定和标准，需要明确性和方向感，需要知道万物皆有秩序。

海德里希：受教了。

我们会重新考虑的。

施图卡特：有劳。

本文刊登于《伦理学术13——意志自由：文化与自然中的野性与灵魂》第275-284页，各位读者若有引用全文之需，敬请查考《伦理学术》第13卷实体书1942年1月，纳粹德国政权的高层决策官员召开万湖会议，讨论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

2022年，德国导演马蒂•吉斯切内克执导的电影《万湖会议》（Die Wannseekonferenz）为我们呈现了会议的真实过程。

万湖会议看起来是一个常规的工作会议，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有会前交流、开场致辞、茶歇闲聊。

可是，这场例行公事式的会议却决定了1100万犹太人的命运。

消灭整个欧洲犹太人的种族屠杀，在他们口中只是一个名为“最终解决”的工作术语。

与会的纳粹德国官员们坚决而高效地贯彻了元首的指示，把它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来落实。

这些政治精英在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里讨论各种解决方案，商讨了种族、效率、运输、人手分配等问题，冷静而不动声色。

他们是如此专业且敬业，经过细致计算与充分讨论，协调各方力量，最后形成了一个堪称完美的灭绝方案。

整个会议严谨高效，可以说相当成功。

这个方案不仅高效而且很有秩序感，比如犹太人要在上车前签署财产放弃协议，履行手续会给他们一种安心的感觉，目的就是让这些犹太人在登车的时候还保留一种秩序感的幻觉。

在会议的整个对话中似乎没有一句流露出残暴和凶狠，却决定了所有1100万犹太人的生命。

这样一种有秩序的、高效的、技术化的执行方案，使得种族灭绝成为一种工业化的生产行为，问题是，他们谈论犹太人的生命如同在讨论物资，这批物资需要怎么运输、如何隔离、如何消失、如何获得相关收益。

万湖会议里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大面积消杀”，与会人员在冷静、理智的讨论氛围中，谈论“把犹太人隔离起来，进行大面积消杀”，似乎在决定如何处理病毒的健康卫生问题。

轻描淡写之下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被这些“政治精英”当作物品给完美处理了。

他们似乎也有普通人那样的感情，比如他们会心疼如果射杀1100万人需要用掉1100万的子弹，心疼即便昼夜不停地干活也要花费大量的工作时间，甚至还担忧射杀犹太人可能给德国士兵造成心理问题，而在提出毒气室的解决方案后，一切担忧又都消除了。

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是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案，一切都仿佛是官僚系统的一个日常决策。

但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片刻的犹豫和迟疑去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凭什么可以这么做。

为什么在那些“政治精英”眼里，人不被当作人，人消失了而只有物的存在？

他们只会科学地工作，而对“人”视而不见？

▲ 《万湖会议》官方海报1认知与思考谈到纳粹之恶的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这个概念，但“平庸的恶”影响太大，已经被滥用，且充满争议与误解，本文将从另一角度展开讨论。

我们知道，康德关于知性和理性的著名区分：知性是把经验直观的材料纳入范畴的框架中的认知活动，它善于分析，是把整体的世界分割为部分来研究；而理性是对整体的思考，是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理性不会满足于仅仅成为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工具，它总是具有超越知识的限制去思考的倾向。

按照康德的说法，这是理性的自然本性。

阿伦特继承了康德关于知性和理性的区分，但进一步对康德做了新的解释：“康德也没有给信仰留下地盘，而是给思考留下了地盘。

”与康德不同的是，阿伦特认为知性是寻求真理的认知活动，而理性从事的是思考活动。

认知可以形成关于世界的许多具体知识，这是一个可以不断积累和前进的过程。

知性具有生产性，其求知活动出于实用的需要，而思考探究的是意义，思考以自身为目的，并不留下特定的成果，而求知的成果则可以不断积累和增长。

知性活动是顺从现实，认为现实就是合理的，我们该做的就是如何更好地适应现实，在现实框架下进行考量和权衡。

现代社会过度崇尚实用知识，往往认为思考是无用的；思考与现代社会强调进步、发展的氛围格格不入，所以思考容易被边缘化。

现代社会的显著标志就是知性取代思考，以为知性就是思考，我们推崇的是聪明和有知识的人，知性取代理性就导致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也不会思考，他们善于生产知识，忙于解决问题，信奉“知识就是力量”，这些控制自然、控制社会的知识是排斥思考的。

因为不满足于纯粹的思辨活动，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借助望远镜揭示了宇宙天体的奥秘，确证了原来只能靠假说和思辨为基础的认识，这开启了现代科学的基本范式。

同时伽利略又使得现代人有理由怀疑一切没有得到科学证明的现象和观点。

望远镜指向天空意味着人类视角的重大转换，我们从原来依赖感觉器官到从宇宙的视角来观察地球，由此便不再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感觉器官来了解世界。

随着天体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我们对自然和宇宙的了解不再依赖感官，而是通过精确的仪器来确证，用数学语言来描述世界，一切都以还原为可量化的数学模型为目标。

以事实为根据的现代自然科学开启了通过实验操纵自然的范式。

而笛卡尔通过内在的我思来确证存在，则进一步使人和现实世界疏离开来。

现代科学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人却越来越感觉到与世界的异化关系，导致家园感的丧失越来越明显。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使得世界的神秘性逐渐消失，人的想象力也随之急剧萎缩，能够激发思考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人逐渐成为只会机械反应的生物。

于是，人们只能在被动反应中自得其乐，特别是随着算法技术、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网络上充斥的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即是典型例证。

同样，时下流行的“小镇做题家”也是不会思考的人，他们只是具有丰富的解题技巧，能够在各种考试中取得高分，善于揣摩出题人的意图和迎合出题人的想法。

“小镇做题家”只注重思维技巧的训练，以为任何问题都有标准答案，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可以事先预制好。

他们却不会质疑题目本身可能是错的，进而跳出试题的框架和逻辑来思考。

思考是超越认知的活动，也就是超越控制世界的狭隘认知，不是以操控的方式来思考。

如果离开意义的思考，人类的认知活动就很容易成为控制世界的工具，而思考能够使我们从狭隘的功利视角解脱出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认识世界，比如仰望星空、思考人生的活动。

诸如考虑一道数学题怎么做，如何写一篇好论文都是知性意义上的计算，而不是理性意义上的思考。

思考并不寻求真理，思考探求的是意义，比如关于世界的意义、生命的意义。

寻求意义是人类心灵的自然需要，这种探求并不形成稳固的真理或知识，而是产生不断变化的意义。

思考的重点并不考虑事物是否真实存在，而是其存在的意义。

比如对于上帝的思考，并不能证明上帝是否确实存在，但仍然富有意义。

因为意义是相对于人来说的，思考上帝存在对于人的意义，其实是思考超越世界的意义、生命与死亡的意义，无论上帝是否真实存在，这些问题必然值得思考。

思考以自身为目的，不服务于任何外在的目的。

因为看到现实中幸福的人、正义的行为、美丽的事物，我们就会如苏格拉底那样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美？

这些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永远不会有固定结论。

西方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开始，就强调实践领域和思辨领域的截然分开，但阿伦特则把两个领域结合在了一起，认为思考并非纯然就是对世界的静观，思考也可以是一种行动。

“当每个人都无思地被其他人所做的和所信奉的裹挟而去，那些思想者就从隐藏中凸显出来，因为他们的拒绝加入惹人注目，并因此成为一种行动。

”思之所以是一种行动，因为它不害怕外在的权威，不顾忌支持或反对人数的多少。

▲ 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0.14-1975.12.4）2J权体制下没有思考虽然说，思考是高于认知的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阿伦特强调思考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能力，每个人都潜在地具有思的能力，只要有健全认知能力的人都有进行思考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和个人的教育背景或社会地位无关。

它并非少数人士的特权，比如职业思想家所垄断的能力。

而且，没有思考能力和愚笨不同，高智商、高学历的人具有较强的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但可能不会思考。

所以说，这些与会的高学历、高智商的政治精英并不会思考，因为他们只会用知性解决问题，他们从头到尾都在讨论技术上的可行性，把大屠杀简化成了数字和流程，把一件极端罪恶的反人类的大屠杀拆解成小环节的工作流程，这样每一步似乎就没有那么罪恶了。

因为看不到整体的罪恶，执行具体任务的时候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知性的高度发达可以非常高效地解决犹太人问题，而没有思考解决问题本身的是非对错，没有去思考为什么这么做、这么做的意义何在，也不会去思考命令规则背后的合法性与意义。

如果我们不对自身的价值观和价值判断进行思考，而只是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来维护秩序，就会成为恶的帮凶。

按照阿伦特的说法，万湖会议上没有真正的对话，没有思考，只有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的计算，没有撤离世界的孤独的思，也没有为他人的思考。

如此高效的大规模屠杀只有在J权体制下才得以可能，如果没有沉默的大多数的合作，极权体制不可能成功运行，而且这个官僚体制会鼓励服从，使得服从上升为最高美德。

于是人们只需服从命令和执行命令，也就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也就是说，仅仅是希特勒那样体制的最高领导者需要承担罪责，其他人好像都是受害者。

他们都没有思考的能力是因为J权主义体制自身就是一部制造恶的机器，它想要把这个体制内所有的人都变成齿轮和螺丝钉，这个机器运转起来，会绞杀所有人的生命和思想。

每个人都变成了螺丝钉，变成一个机器的零件，个人成为庞大政治体系中的一个小小齿轮，随时都可以被替换，这些被角色设定的人根本没有思考的空间。

J权主义消灭了人们思的能力，使人成为提线木偶一样的存在，如同艾希曼那样只知道盲目服从上级命令，按照既定目标来高效地解决问题，却不会反思目标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具有正当性，服从命令就成为唯一的选项。

以艾希曼为代表的这些人工作尽责、忠于上级，认真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

似乎只是运气不好，碰巧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下工作，本来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人如果生活在一个正常国家里就是一个模范公民。

艾希曼他们不是恶魔，似乎只是普通人，甚至在家庭中是个称职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

纳粹的J权体制把家庭中的好丈夫和好父亲吸纳进来，成为只知道执行命令的服从者，在复杂的官僚程序中消解了个体责任。

只是因为工作需要，把几百万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似乎只是高效地完成本职工作，他们本身对犹太人并没有特别的仇恨。

杀人成为一项工作，艾希曼成为犹太人问题专家，他知道如何高效地组织和安排运送犹太人到集中营，成为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完美工具。

于是，屠杀变得普通而平庸，如同完成日常的一项公务活动，这使得纳粹体制的齿轮能够顺利运转，使得“最终解决”这样恐怖的方案被转化为一个技术的操作问题。

J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使得人们丧失了思考能力。

J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用单一的观念来完全解释一切，而且是用形式上合乎逻辑的方法提供一整套解答，但是整个过程中是完全没有思考的。

比如对历史进行全知全能式的解释，这样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得到清晰而明确的解答，纳粹的种族主义典型体现了这种历史观，他们认为历史是不同种族之间的斗争决定的。

意识形态似乎提供了所有问题的解答，以完全肯定的方式来解释一切现象，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得到解释，并且结论具有不可妥协的极端性。

意识形态通过体系的严密性和语气上的确定性排斥了思考的必要性，逻辑的外衣代替了人的内在思考自由。

为了能够实现完全控制，意识形态需要消灭任何不确定性，因为它已经用一套思想体系解释了一切，它已经代替了个人思考，所有的人就无需思考。

而思考与意识形态完全相反，思考充满不确定性，它总是以怀疑的姿态来审视一切，思考者就会常常处于徘徊和犹豫的状态之中。

思考的怀疑精神正好是对意识形态的确定性的否定。

阿伦特从艾希曼身上观察到，没有思考能力的显著标志就是只会使用陈词滥调，只会讲没有任何个性的空话和模式化的套话。

艾希曼他们使用的唯一语言是官方的语言，这种空洞的语言无法做到与他人进行真正的沟通，因为没有从他人的视角看问题。

艾希曼的精神世界里只有事先预制的套话，这是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的内在循环，他的话语严重脱离现实，与真实的现实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说，他失去了用事实来修正自己观点的能力，也失去了站在他人视角上去观看、去感受的能力，以至于明显的恶，比如杀人貌似也可以在他们那里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阿伦特看来，真正的思考是从他人和世界的角度思考。

因为思考植根于经验，思考的对象是个体的真实经验，没有经验也就没有思考。

而陈词滥调的俗套与格式化的语言，也不可能激发任何积极的反应。

思考需要从现实世界中抽离出来，通过想象，把经验意向进行重新组合从而成为思维和反思的对象。

但是艾希曼只生活在陈词滥调的世界里，这使得判断变得没有必要，也无需承担思考的风险。

似乎无论工作的内容和性质是什么，只需兢兢业业地处理公务，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就可以安然度过一生，成为被称颂的好人。

陈词滥调不仅是一种思想方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使用J权主义意识形态上的陈词滥调就是与恶合作的开始，不能进行真实的言说正是没有独立思考的体现，因为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之后就打开了做一切事情的可能。

在他身上完全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自我，只会用官方的套话和那些陈词滥调进行言说，所以，没有思考能力使他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残忍和荒诞，对职业行为中的是非对错缺乏基本的判断能力。

可以说，那些没有任何独立自主判断能力的人就是没有灵魂的僵尸。

不会思考使我们非人化，也就具有了作恶的潜在可能性。

总之，思的能力与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紧密相关，没有思考能力意味着把服从规定和命令视为理所当然，没有反思的服从可以酿成严重的恶行，而思则可能会阻止恶的发生。

虽然思考不会产生具体内容的结论，但可以避免没有反思而只会服从的可怕后果。

▲ 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3.19-1962.6.1）角色海报3思考与对话思需要从世界中抽离，但并非逃避世界。

“思考虽然是孤独的事业，但又取决于他人才得以可能。

”我们在世界中从来不是与他人相分离的单独存在。

思考需要言说，需要与他人分享，包括交谈时的表情、动作、姿势、听者的回应。

与他人一起思考，并不是为了说服别人或达成共识，而是因为他人是启动思考的契机，他人可以使我们从封闭的命令和规则中摆脱出来，使我们的思想处于开放和运动之中。

和规定、规矩、命令这些封闭我们思考空间的要求不一样，他人的存在可以让我们变得开放与流动起来。

也就是说，思总是包含他人、关照他人，简单来说，就是使我们能够换位思考的能力。

通过与他人的对话和质疑可以激发思考，以便重新审视熟悉的现象和观点，从而避免随波逐流。

相反，没有思考能力也与人们的相互隔离的孤立状态相关。

纳粹的J权主义造成德国社会的相互隔离，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联系被切断，人们相互猜忌和不信任，取消了多样性，只剩下国家主导一切。

因为社会公共空间的崩溃，人们不可能在公共空间进行共同言说，没有互相交流。

没有思考能力也就意味着不能从他人的角度思考，无法想象他人的存在。

思考时的交谈和对话并不一定需要他人事实上的在场，而是可以让他人在精神中内在化，以假想的方式出现。

这种假想的与他人的对话可以避免思考的专断。

思考需要在与他人交往当中来进行磨练。

一个人若拥有这种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具有“扩展的精神”，就能够超越感知的主观性和个体性，从而获得一种“常识”的认识，即康德所说的共通感。

思考和想象力彼此相连，思考意味着运用想象力，从他人的角度观察事物。

通过想象，使得不在场的事物呈现在意识里，想象那些不在场的他人会如何言说，这样他人就能够被听到和看见。

扩展的精神需要他者的在场，需要与他人进行不断对话和交换观点，通过不同视角的比较，各种观点互相冲击和融合，从而多样化的心灵可以彼此共存。

思考不仅是一种与他人的对话，而且需要与自己对话。

思考是需要单独进行的活动，人们需要从世界中撤离转而与自己对话。

阿伦特将思考描述为“二合一”（two-in-one）的对话，即“我和我自己之间的无声对话”这种“二合一”需要孤独、自我和谐，以及从他人的角度想象世界的能力。

心灵内部的两个自我互相成为朋友，平时他们如朋友般相互信任，处于一种和谐关系。

思考是一种内在对话，它需要自我的内在分裂，当这个“二合一”的自我内部产生不和谐，也就是说产生差异和矛盾时才可能开启自我的内在对话。

两个自我之间的对话也是复数性的体现，正是因为思这种精神活动使我们成为复数性的存在。

不同的自我可以产生不同的声音，从不同角度进行对话。

与自己对话也就是与自己的良心相伴，听从良心的声音。

思考需要独处，免于外界干扰的时候，在安静状态下才可以进行真正的思考，才能听见良心的声音。

“思需要独处，但并非孤单，独处（solitude）是与自我相伴的状态，孤单（loneliness）是当我一个人时，不能把自我分离为合而为一的存在，不能够与自己相伴的状态。

”良心的声音是良心不安的时候，良心说“不”的时候。

而为什么万湖会议上他们没有感到任何不安？

因为从来没有谁质疑或反对过“最终解决”方案本身的合理性，只是考虑如何高效地完成任务。

这种情况下，沉睡的良心就没有机会得到唤醒。

“可以说不”的良心并不在于对纳粹J权体制的具体运行了解多少，主要在于能否听到内在良心的声音。

阿伦特把苏格拉底看作良心的典范。

苏格拉底害怕违背自己的良心，害怕与自己的良心相矛盾。

当苏格拉底从市场中撤离，与良心独处的时候，常常需要面临良心的严厉拷问。

良心常常是否定性的，它告诉我们不应该做什么，拒绝做某事，因为思考并不会直接产生具体的道德知识或价值。

良心只是告诉我们这么做是不可思议的，不能这么做，比如让他人遭受极大痛苦，如果做了就不再能够和自己和谐相处。

如果这么做的话，生命将不值得一过，宁可去死，正如不能说“2+2=5”那样简单。

苏格拉底提出美德不可教，其实思考同样不可教，思考需要唤醒。

只有苏格拉底那样有觉醒的意识才可以唤醒他人，他并不会教具体的知识，也不是去灌输一些教条，而是帮助他人思考、启发他人思考。

就如助产士那样，帮助人们产生原本就隐含在心中的思想，又像牛虻那样刺醒沉睡的人们，唤醒他们去思考。

同时又如电鳐一样，“用他的困惑麻痹他碰到的任何人”。

麻痹描述了思考的一种状态，一种困惑迟疑的状态。

思考从来不会让困惑停止，而是始终伴随着困惑。

思以惊讶为契机，因为对自然的现象或观念困惑就会引发思考，而且苏格拉底的对话结束之后，困惑并没有消除，因为这些形而上学问题没有可以到达的最终目的地。

▲ 《万湖会议》官方海报4思考的勇气思考是一种不断自我解构的过程，可能具有毁灭性和破坏性，也就是说思的流动性同时蕴含着危险性，它会摧毁任何已有的东西，甚至摧毁美好的价值和秩序。

极其善于思考的思想大师海德格尔与纳粹思想的暗合就是危险性的典型体现。

思考也会带来精神的痛苦和分裂，使人没有安全感和方向感。

思考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冒险行动，充满了不确定性，于是我们害怕思考、抗拒思考。

所以思考也需要勇气，需要勇于冒险的意识，这种思考是不遵循先例的，是勇于打破界限的。

正如康德在《何谓启蒙》里所呼吁的，启蒙就是大胆去思考的勇气，它需要克服懒惰和怯懦的心理，以便摆脱受监护状态。

同样，思考就是对主流说“不”的勇气，进行拒绝的勇气。

不相信任何主流的教义，比如对于进步信念的质疑，对于技术崇拜的反思。

相反，不愿思考、不敢思考的人犹如时下陷入内卷的人，他们不会跳出现实的系统而陷入内部不断强化的恶性竞争中。

阿伦特又提醒我们思考需要记忆的支撑：“最大的为恶者是那些人，他们因为从不思考所做的事情而从不记忆，而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们。

对于人类来说，思考过去的事就意味着在世界上深耕、扎根，并因此而安身于世，以防被发生的事情一时代精神、历史或简单的诱惑一卷走。

”如果我们保有对极权主义的记忆、万湖会议的记忆，思考才有扎根的深度，才不会在时代的洪流面前失去方向。

勇于记住所发生的，勇于反思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使我们成为自己生命故事的主角。

▲ 《万湖会议》剧照5思想的风暴思考和生命一样，是活生生的，很难进行抽象的描述，于是阿伦特呈现了一种思考的现象学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具体而生动的形态。

思考意味着我们从世界中隐退，也就是与世界保持距离，让世界变得陌生化之后，思考才得以开始，为此思考不会被现实世界具体的时空所束缚，作为表象思维，思考的对象是呈现在意识里不在场的表象。

思考是寻求理解意义和建构意义，而意义没有真假之分。

所以思考不需要固定的结论，即使有结论也是暂时的，它是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思考其实是打断日常生活的惯性，与现实世界断开之后，停下来去反思的能力。

与现实世界保持距离之后，就可以对习以为常的现象提出疑问，暂停与所有日常现实的关联，重新审视发生的一切。

这样就可以使人从偏见和麻木中摆脱出来，从而恢复与世界的真实联系。

所以说思考不是为了寻求行动的指南，或者建立什么规范性标准，思考具有开放性，能够打开新的可能性，从而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思考的这些特点和风吹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有在风吹的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风的存在，思考也是运行的时候才感觉到它的存在。

风吹的时候没有特定的方向也不占有固定的地方。

因为和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思考活动可以随时开始和随时结束，如风吹一样，事先并不知道方向，充满变化。

无形的风是抓不住的，思也是一样。

这种不可预测的思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野，产生新的可能性。

如同著名的珀涅罗珀之网，奥德赛的妻子珀涅罗珀晚上织网而第二天早上又拆开重新编织，思考是一种永远处于自我解构状态下的活动。

可能不在于对问题提供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激发出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愿望，是用问题来激发更多的人去思考，多问为什么，而不是下意识地欢呼或喊打喊杀。

“思想的风暴表征的不是知识，而是分别善恶、辨别美丑的那种能力。

而这在那罕见的危机时刻的确可能阻止灾难，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所以说，思是黑暗时代的微光，能够带来些许希望。

如果思想的风暴可以经常吹动，唤醒更多的人进行思考，那我们生活的世界可能会少一些盲从、少一些暴力。

▲ 《万湖会议》出场人物6结语思考并不寻求开花结果，始终处于动态运动中的思，永远不会凝固和僵化。

思的主要目的不是用来指导行动，而是揭示意见的不可靠,揭露虚假观念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如果思考带来的是确定的结论，那往往会成为一种教义或教条，也就意味着停止了思的活动。

思考的停止或许能够带来确定性和安全感，但我们可能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因为思考的停止就意味着人可以轻易被外力裹挟，做任何被外力要求做的事，同时也是生命力停止的体现，于是生命走向固化和萎缩。

如果没有思考的活动，“一个人的生活不仅没有很大的价值，而且他就根本没有活着”。

所以说，积极思考就是活着的一种状态，没有思考就没有真正活着。

只有在思考中人才成为人，才具有独立的人格，没有思考就是放弃自己人之为人的人格。

党卫队二把手——“金发野兽”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几个月后在捷克被捷克伞兵刺杀，纳粹为此报复杀害了340名利迪策村民，其中有87名儿童被送进了毒气室，战后人们为悼念这些遇难儿童，将六月一日定为国际儿童节），直接对希特勒负责，贯彻其灭绝犹太人的意志。

1942年1月20日，他在柏林万湖路58号别墅召开的万湖会议，讨论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揭开了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序幕。

处理对象从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到全欧洲的犹太人，处理方式从驱逐、集中管理、秘密屠杀到公开屠杀。

对混血犹太人的处置？

二分之一犹太人、四分之一犹太人。

从现行法律来看，混血犹太人只能跟日耳曼人结婚，从生物学的角度，犹太人血统会被逐代削弱。

莫如对犹太人进行强制绝育，成本低，能达到种族纯净目标，让时间解决问题。

你的论点很好，也很会表达。

但您的态度没有丝毫退让。

有时候我会想，你是否为了完成精彩的辩论而故意反对我们的提议，又或者因为我们的提议涉及的是你写的法律。

我希望您不要将我们法律人看作您这台火车头的刹车杆。

我欣赏态度积极、敢于作为的人，但那些无事生非、动摇人心的家伙在我这儿没有价值。

会思考是好事，但执行指令才是最重要的。

有勇无谋，什么事儿都做不成，蛮干会闯大祸。

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暴行之一。

但对执行者而言，这也是一次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对多达1100万欧洲犹太人实施“最终解决”，并完成了600万人的大规模种族灭绝，这不是仅凭冷血和残暴所能办到的。

这还必须依靠精确的计划、合理的协调运作、先进的设备、高效的执行、成本可控，以及全程“合法合规”，方能获得如此惊人的“成就”。

总而言之，这是一次完美的杀戮，完美到除了20世纪的德国人以外谁都干不了。

而它的起始，不过就是15个人花90分钟开了一个会，历史上称之为“万湖会议”。

它见证了人类的理性和疯狂、智慧与残忍，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

序幕：与会者1942年1月20日，柏林近郊万湖之滨的万湖路58号别墅即将召开一次秘密会议。

而早在3个月前，有关此次会议的邀请函就已经拟好并分发给了相关部门，邀请函开宗明义地写道：“1941年7月31日，大德意志帝国的帝国元帅委托我，在其他中央部门的协助下，为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做好一切必要的组织和技术准备，并且尽快向他呈送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而现在，对会议精神早就心领神会的德国政府各部、纳粹党、东部占领区和党卫队的代表正纷至沓来，参加这场决定千百万人命运的讨论。

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党卫队少将、帝国保安总局（RSHA）第四局长、盖世太保总负责人海因里希·缪勒（Heinrich Müller）率先抵达会场。

与此类人物通常给人的印象不同，这个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头子一开始并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

一个纳粹地方官员曾在1937年写道，“我们不敢想象他竟然是党员。

”他甚至曾嘲笑希特勒是“失业的移民粉刷匠”和“奥地利逃兵”。

不过，另一些纳粹官员注意到米勒“有难以置信的野心”，“他的超凡能力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承认”。

狂热的反共立场是他在纳粹政权中经久不衰的关键。

此外，缪勒17岁时曾志愿参战，并因英勇无畏屡获表彰。

他坚守责任和纪律，像执行军令一样完成任务。

他是个工作狂，从不休假，也几乎从不生病；不管德国是什么政体，他都忠心为祖国效力。

正因为如此，党卫队首脑海德里希非常欣赏缪勒的效率和忠诚，把他和他的整个团队一起招入了党卫队保安处。

会议的筹备者，同时担任会议记录秘书的党卫队中校，犹太人事务中央办公室主任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来面见他的上司。

艾希曼出身于中产阶级，是一个新教徒，同时也是一个激进反犹主义者。

1932年，艾希曼加入了党卫队。

他在党卫队接受了高强度的身体和意识形态训练。

不久之后，艾希曼加入了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负责搜集德国境内共济会的情报。

他的勤奋和高效使他在党卫队内部迅速晋升。

除了缪勒和他的部下，几个政府部门的与会者也已经早早抵达会场。

他们正在谈论东线逐渐黯淡的形势。

就在8天前，陆军元帅赖歇瑙突发心脏病身亡，这是德军在莫斯科遭遇灾难性失败的反映。

此刻，希特勒和纳粹统治集团中的每一个人都清楚，战争将不会按照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尽快结束。

他们现在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战争将持续整个冬天，尽管他们仍然认为，苏联将在1942年夏天的某个时间垮台。

因此，将欧洲犹太人驱逐到东方的运动将于战争结束之前进行。

这就是万湖会议召开的背景。

埃里希·诺伊曼（Erich Neumann），四年计划全权负责人办公室国务秘书，他作为纳粹战时经济的掌控者，权势熏天的二号人物戈林元帅的代表参与此次会议。

站在他对面的是司法部国务秘书罗兰德·弗莱斯勒博士（Dr.Roland Freisler），此人后来以臭名昭著的纳粹“人民法庭”庭长身份闻名于世。

在弗莱斯勒掌管之下，德国的死刑判决飙升，在进入人民法庭审理程序的人当中，最终有将近90%被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而且判决通常在审理前就已经决定好了。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外交部次长，同时也是德国外交部和党卫队的联络官。

他作为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代表出席会议。

在室外的露台上，党卫队波兰克拉科夫安全局指挥官艾伯哈特·舍恩加特博士（Dr. Eberhard Schöngarth）正在和鲁道夫·兰格博士（Dr.Rudolf Lange）寒暄，后者是党卫队拉脱维亚安全局指挥官。

他们将作为“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者在会上交流经验。

海德里希执掌党卫队保安处期间秉承精英主义的用人原则，其干将多由大学高材生中选拔。

另一方面，20年代经济危机给德国青年精英阶层造成普遍的挫败感，很多人转而以投效纳粹运动作为进身之阶。

这些为海德里希所青睐的青年精英均对党卫队事业十分投入，在执行严酷的灭绝行动时并不会因自己的博士头衔而稍有悔意。

格哈德·克洛普弗博士（Dr.Gerhard·Klopfer），纳粹党副秘书长，他代表纳粹党秘书长马丁·鲍曼的代表出席会议。

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里钦格（Friedrich Wilhelm Kritzinger），总理府国务秘书，他将代表纳粹总理府处理和“最终解决计划”有关的行政程序问题。

纳粹党大区长官、东部占领区次长阿尔弗雷德·迈耶博士（Dr.Alfred Meyer）和东部占领区政务委员乔格·赖布兰博士（Dr.Georg Leibbrandt）也到了，他们是纳粹在东欧的庞大占领区的大管家，也是纳粹意识形态和理论大师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代表。

约瑟夫·布勒博士（Dr.Josef Bühler），波兰总督府国务秘书，代表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来争取“最终解决计划”的好处。

风度翩翩的内政部国务秘书威廉·施图卡特博士（Dr.Wilhelm Stuckart），他代表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将在会议辩论过程中大放异彩。

会议的主持人之一，党卫队中将奥托·霍夫曼（Otto·Hofmann），他是党卫队种族与安置办公室（RuSHA）主任，负责对被占领土人口进行种族测试和筛选。

终于，会议的召集者，大名鼎鼎的“金发野兽”，党卫队上将、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代理总督莱茵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Heydrich）登场了。

海德里希出生于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中产阶级家庭。

他的父亲是歌剧歌唱家，母亲是演员，海德里希自己也是一个技艺娴熟的小提琴手，同时也是第三帝国最优秀的击剑手之一。

1931年海德里希加入党卫队，刚一入职便投入到清除内奸的行动之中。

他干得十分卖力，还说服希姆莱扩大组织的活动范围，令党卫队成为德国警察和监控新力量的核心。

海德里希为人冷酷无情、办事高效、渴望权力，极端信奉“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凭借为党卫队和保安处打造的宏伟蓝图，他迅速赢得了希姆莱的赏识。

到了1941年，他已获得治安警察和保安局局长（CSSD）头衔，总揽纳粹德国的警察与特务大权，同时兼任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代理总督，成为第三帝国最令人畏惧的人物之一，连希特勒亦称其为“铁石心肠之人”。

至此，万湖会议的主角们已经全数登场。

他们将在会上讨论什么议题呢？

议程：什么是“最终解决”？

怎样执行“最终解决”？

万湖会议的核心议题主要就是两个：明确“最终解决方案”的目标；制定“最终解决方案”的策略与计划。

“最终解决方案”（Die Endlösung）是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系统化实施种族灭绝的计划的官方称谓。

希特勒将其称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是一贯的，但在万湖会议之前，还从未有过一个统一的计划和决定，也谈不上用理性和官僚的方式予以执行。

随着纳粹征服地区的扩大，其治下的犹太人口急剧增加。

征服西北欧为帝国带来了近六百万犹太人，而入侵苏联使这一数字又增加了三百万，怎样处理欧洲的犹太人，纳粹视之为与战争同等重要的战略问题。

1941年，纳粹曾经研究过将所有欧洲的犹太人转运到马达加斯加或者阿拉伯地区的相对“温和”的方案，但因经济原因无法推进。

有鉴于此，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终于提出要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这就是“最终解决方案”的初步设想。

无论如何，犹太人不会凭空消失。

以多大规模、覆盖多少区域、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方式达成怎样的目标，是摆在海德里希、缪勒和艾希曼这些执行者面前的首要问题，但这并不仅仅是他们的问题。

在万湖别墅，15位代表各部门的高级官员围坐在一起，所有人都将与灭绝计划的实际执行有关。

帝国的内政和司法部门、纳粹党办公厅，以及帝国总理府负责法律和行政方面的问题；外交部处理居住在德国境外名义上独立的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犹太人问题；四年计划办公室负责处理经济方面的问题；帝国保安总局的党卫队种族与安置办公室将负责执行灭绝行动；执行这些灭绝行动的地点将设置在东方占领区和波兰总督府的辖区，而党卫队将成为“最终解决方案”绝对主导，这是海德里希的如意算盘，也是他召开万湖会议的目的。

会议首先明确了“最终解决方案”的总目标：对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之间整个欧洲范围内的犹太人进行肉体上的消灭。

总目标的原则并没有引起与会者太多的惊诧，毕竟这在纳粹的决策层里已经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了。

问题是全欧洲有多少犹太人需要被消灭？

怎样去消灭他们？

针对这些问题，海德里希首先回顾了纳粹掌权至今驱逐犹太人的进展。

他援引了由艾希曼提供的一份简报上的数据：在 1933 年至 1941 年 10 月间，有 537000 名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犹太人被驱逐出境。

接着他又提到一个重要的动向，希特勒最近已经批准了一个将他们驱逐到东方的新政策。

他强调，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尽管这个新政策将提供“实用的经验，并对即将到来的最终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

海德里希让艾希曼摆出一幅数据地图，上面罗列着欧洲各国的犹太人数量，包括一些位于德国势力范围之外的国家。

比如，他提到，在爱尔兰有4000名犹太人，在葡萄牙有3000名犹太人，在瑞典有8000名犹太人，而在瑞士有1.8万名犹太人。

这几个国家都是中立国，但是也被包含在清单内，这强烈地暗示，在不久的将来，第三帝国企图通过给这些国家施加压力，使其交出犹太人，予以灭绝。

最后，海德里希抛出一个数字：欧洲的犹太人口总共约有1100万，而他们必须被全部消灭！

尽管已有心理准备，大部分与会者仍被如此巨大的数字所震惊。

转运并消灭1100万人，不仅要投入天文数字般的成本，而且整个方案在执行和管理上的难度都是超乎想象的。

针对众人的疑惑，海德里希提出了党卫队早就计划好的策略：欧洲犹太人将被自西向东“梳理”一遍，有行动能力的犹太人将按照性别，被分配到大规模的劳工队中，去东方充当诸如修建道路之类苦役的奴隶劳工。

但实际上这是灭绝犹太人的另一种方式。

海德里希认为，大量犹太人将因为非人的奴役和疾病等自然原因而被消灭掉，任何在此过程中活下来的人则将被“特别处理”，因为，根据自然选择理论，他们将孕育更强的下一代，使犹太人再次复兴。

换句话说，每一个能活下来的犹太人都将被斩尽杀绝。

这时，司法部和波兰总督府的代表提出了一个异议：如何处理因老迈而无工作能力的犹太人，以及那些曾经在上次大战中因功授勋或因伤致残的犹太人。

无论如何，这些人曾经为德国效过劳，因此也有了一定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

贸然处理这些人可能会引发公众的反感和法律上的限制。

他们的担忧也不无道理。

1939年纳粹开始实施安乐死计划，对患有严重残疾、弱智和精神障碍的儿童及成年人进行有预谋的毒杀和饿死，此项行动被称为“T4”。

消息一经传出，立即遭到民众的广泛谴责，纳粹的公众形象遭遇沉重打击。

迫于舆论压力，1941 年 8 月，希特勒不得不命令暂停此计划。

纳粹也明白，即使在德国，也并非人人都是毫无人性的种族主义分子。

针对这个问题，海德里希表示为了避免法律和政治上的困难，方案也将设置一些权宜之计。

艾希曼概述了不会立即被杀的人的类别： 65 岁以上的犹太人，以及受重伤或赢得铁十字勋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犹太退伍军人，计划会被送往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那里不是灭绝营，设施和待遇也会相对好一点。

海德里希相信，有了这个权宜之计的解决方案，公众也就没什么理由去阻挠和干预“最终解决方案”的实施了。

短暂的茶歇过后，会议继续进行。

既然目标已经确定，策略也已分明，那么下一步就是确定行动的对象：哪些人会被当做“犹太人”而被纳入“最终解决”程序？

双亲都是犹太人的犹太家庭自不待言，一半或四分之一混血犹太人以及与非犹太人结婚的犹太人的情况更为复杂。

对这些人群的甄别面临法律上的障碍。

因为根据 1935 年的纽伦堡法案，他们的种族定位模棱两可。

会议就此议题进行了冗长而咬文嚼字的辩论，内政部的施图卡特博士伶牙俐齿的辩论堪称本片最精彩的章节。

然而，施图卡特博士的驳诘并非出于正义和人道，而仅仅是出于法律人的职业癖好，让屠杀变得更符合法条和逻辑。

最后，他建议对混血犹太人实行强制节育，这样不仅完全“合法”，也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自然淘汰全部“犹太人”。

影片中的一个细节值得玩味：海德里希对施图卡特的态度感到不满，认为他是为了个人立场有意搅局。

于是两人在密室里作了一番交谈。

施图卡特为自己的观点做了一番辩解，声称自己的作为是为了营造“秩序感”。

“秩序感”这个词在会议的讨论中反复出现，从中可以看出纳粹统治的秘传心法。

所谓“秩序感”，也就是一种由各种标准和规定组成的规律。

它是明确的，可以被理解，也隐含着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逻辑。

人们理解了这套逻辑，便自信能够掌握规律，从而通过遵守“秩序”获得心理上的安定感，他们的一切行为也都将在“秩序感”的隐秘支配下变得可控和可预测。

正因为有了“秩序感”，纳粹的一切暴行和歪理都在瞬间实现了逻辑上的自洽和现实中的合理，纳粹主义才不会变成一阵风式的运动，而真正融入民族的血脉，假以时日便会凝结成文化传统中牢不可破的律法与正义。

这不正是海德里希梦寐以求的东西吗？

海德里希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

他的言谈中没有粗鄙和简陋的措辞，对海德里希来说，纳粹意识形态似乎完全是客观的，是由一套无可争议的思想和看法组成的，而他的野心就是用冷酷无情的效率将这种意识形态落到实处。

他的大多数下级和同事都惧怕他，即使是希姆莱也如此。

只要稍加点拨，他立刻明白了，施图卡特和他在本质上是同一类人——“秩序人”。

会议进行到这里，已经对“最终解决方案”的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

还需讨论的事项终于只剩下一条：用什么方式屠杀犹太人？

党卫队之前的方式是组建别动队执行大规模枪杀，而后掩埋或者烧掉尸体。

但要用这套老办法处理1100万犹太人，则不免缓慢而低效。

这时，总理府代表克里钦格发言了，他十分关心以往被忽视的心理问题。

虽然纳粹在屠杀犹太人方面毫不留情，但他们毕竟不能摆脱人类的感情。

持续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屠戮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无辜者，给德军士兵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些心理压力会摧毁他们的精神，让他们彻底变成残暴的野兽，从而对纳粹在国内精心营造的“正常秩序”造成破坏。

克里钦格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让德国士兵尽量摆脱屠杀造成的心理阴影，身心健康地返回故土，让他还能够在家人和公众面前扮演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和正派的守法公民？

阿道夫·艾希曼终于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他用极为简洁的语言，展示了一个极为清晰的“最终解决方案”流程：盖世太保将通过甄别锁定应该被“最终解决”的犹太人——犹太人将接到通知，带上行李，到指定集合点报道——然后他们将被盖世太保押上列车，转运到指定的集中营——集中营将建立在东部占领区和波兰总督府地广人稀的地区，只通一条铁路，远离居民区，完全不扰民——犹太人到达营区后下车列队，他们的行李和随身财产将被没收——党卫队对囚犯进行现场筛选，有技能和适宜劳动的人将被留下，剩下的老弱病残将被赤条条地带去“淋浴”——通过特别设计的“淋浴房”、“淋浴”设备和焚尸炉将进行高效处理，最大限度节省人力物力财力。

诚如艾希曼所言，这套方法“使得高度分工化、结构化流程成为可能，任何亲近关系和同情心引发的刺激都将不复存在，技术化、有效率，而且完全匿名。

”

在场的代表都对这个近乎完美的“最终解决方案”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它充分展示了德国人所特有的理性、智慧和严谨周到，也充分体现了德国人敢于不顾一切贯彻元首意志的坚定信念和战斗精神。

当然，海德里希也没有忘记对与会者进行一番恭维，以便打消他们可能残存的最后一丝人性的疑虑。

闭幕：胜利者们，失败者们……90分钟的万湖会议圆满结束。

各方代表都在“最终解决方案”中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四年计划办公室和戈林元帅得到了“方案”不会占用太多经济资源的承诺；司法部和内政部对“方案”的“合法合规”感到安心；外交部将通过敦促欧洲仆从国转运和消灭犹太人而扩大权力；东部占领区和波兰总督府瓜分了支配处决和掠夺转运犹太人的特权；纳粹党部对“方案”贯彻了党的精神而感到振奋，所有人都从犹太人问题这个“元首的亲孩子”身上沾了光。

当然，会议最大的胜利者是海德里希和他的党卫队。

万湖会议证明，无人敢于质疑党卫队对“方案”的主导权，而根据会议决议，一旦进入“方案”流程，有关犹太人的一切事务都将置于党卫队的绝对控制下，其他部门不容置喙。

党卫队由此获得了超然于政府、法律和国家之上的漫无边际的权力。

会议结束后，参会者闲站了一会儿，喝着白兰地酒并相互庆祝一天成果颇丰的工作。

海德里希、缪勒和艾希曼三人靠着壁炉坐下，这三个人都来自帝国保安总局。

海德里希开始抽烟，品尝法国白兰地酒，神色怡然。

艾希曼后来说，他之前从没见过海德里希这么高兴，或者至少很多年没见到了。

正如为会议做记录的艾希曼后来承认的那样，万湖会议讨论的是关于杀戮的事宜，通常“以一种直截了当的口气……完全不考虑是否合法/按照法律语言”来表达。

然而会议纪要却是用典型的官样文章的格式和措辞进行了重新润色，大部分过于直白的说法都被替换了，就像“最终解决方案”本身的说法一样，人们从字面上根本看不出什么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然而，在读到海德里希呈送的会议记录副本时，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立即心领神会：“犹太人问题现在必须在全欧洲范围内进行解决。

”

千百万欧洲犹太人的灾难降临了。

影片到这里结束了，然而这并非是历史的结局。

虽然600万人犹太人惨遭杀害，但犹太民族却终究没有灭亡，以色列的复兴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德国人自己呢？

众所周知，二战欧洲战场以纳粹德国的彻底败亡而告终。

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至少有800万德国人丧生，其中包括600万军人，这还没完。

讽刺的是，战后的欧洲，特别是东欧，为报复纳粹的侵略暴行，开始实施针对德意志民族的“最终解决方案”，即驱逐和屠杀本国的德裔居民。

根据统计，波兰总共驱逐了610万德裔居民，捷克驱逐了300万，匈牙利驱逐了62.3万，罗马尼亚驱逐了78.6万，南斯拉夫驱逐了50万……到了1950年，超过1200万德意志人被迫迁徙或被从中东欧驱逐出去，至少50万人遭到屠杀。

以万湖会议为开端的“最终解决方案”，终于逆练到德国人自己头上了，而且还超额完成了指标。

事到如今，谁是胜利者，谁又是失败者，历史已经做出了它的判断。

那么，那些参会者的结局又如何呢？

党务副秘书长格哈德·克洛普佛博士在1945年逃离柏林。

后来他被拘捕并被控犯有战争罪，后因证据不足获释。

其后他在巴登-符腾堡的乌尔姆当税务顾问。

克洛普佛于1987年去世，他是最后一个去世的万湖会议的与会者。

总理府代表克里钦格先生，也就是那位关注德军身心健康的“大善人”，在会议结束后，他试图辞去总理府的职务但得到了挽留。

历史学家推测，他可能在私下反对万湖协议，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辞职，但没有准确的历史记录证实这种猜测。

克里钦格最终于 1946 年被捕。

在纽伦堡审判期间，他作为证人公开宣称自己对纳粹政权犯下的暴行感到羞耻。

他于 1946 年 4 月获释，次年去世。

东方占领区趾高气昂的大区领袖阿尔弗雷德·迈耶博士在1945年畏罪自杀。

他的同事乔格·赖布兰博士则被盟军逮捕，蹲了5年大牢后获释，转而从事俄裔德国人文化研究，于1982年去世。

代表波兰总督府的约瑟夫·布勒博士因反人类罪被波兰政府判处死刑并没收全部财产，1948年在克拉科夫的一座监狱里被绞死。

四年计划办公室代表诺伊曼于 1945 年被盟军拘捕和审讯，但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于 1948 年获释，不久因病去世。

外交部的马丁·路德运气不佳，里宾特洛甫对他在与希姆莱和党卫军的内斗中没有促进外交部的利益感到不满，并且厌倦了他对办公室资金的管理不善。

路德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策划了试图取代冯里宾特洛甫担任外交部长的阴谋，但被挫败并于1944年被投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希特勒希望他被绞死，但希姆莱保了他。

1945 年春天，他在自杀未遂后被苏联军队释放，但不久后因心力衰竭去世。

司法部代表罗兰德·弗莱斯勒在会后官运亨通，升任纳粹“人民法庭”庭长，弗莱斯勒的最为人所知的特色便是当庭羞辱被告，并且对着他们大声咆哮。

他主审了许多著名的案件，包括对“白玫瑰”成员的审判和“720事件”的审判，大部分嫌疑人都被判处死刑。

1945年2月盟军轰炸柏林，炸弹直接命中法庭建筑，弗莱斯勒因来不及疏散而被炸断的大梁压死。

当时的一份外国的报导表示，“显然没有任何人对于他的死亡感到遗憾。

”能言善辩的内政部国务秘书施图卡特博士因起草反犹法律而在战后被捕。

他在1953年自己生日的前一天死于一场离奇的车祸。

人们普遍猜测，“事故”实际上是一起人为的针对纳粹分子的暗杀，但摩萨德或其他已知的反纳粹团体从未公开承认过与此次袭击有关。

奥托·霍夫曼于 1948 年 3 月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和战争罪被判处 25 年监禁，但在 1954 年他却被赦免并获释，于1982年去世。

海德里希在东方占领区的两位干将的下场也不妙，兰格博士在1945年2月的波兹南战役中阵亡或自杀；舍恩加特博士则在战后被盟军俘虏。

在对其背景进行调查后，他被指控在荷兰谋杀了一名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

舍恩加特旋即被英国人判处死刑，并在1946年被绞死。

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缪勒的结局则颇为神秘。

他在1945年5月1日于柏林的元首地堡中最后一次被人目击，其后下落不明。

有人认为他死了，也有人认为他投靠了苏联人和美国人并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他也是纳粹政权中未确认被捕及未确认死亡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于1942年6月在布拉格遇刺身亡，这位志得意满的帝国保安局巨枭对自己的安保工作却并不十分上心，他每天坐着一辆并不防弹的敞篷轿车从十几公里远的郊外官邸到布拉格市中心的办公室往返通勤，同车的却只有一名司机。

当两名捷克特工把炸弹扔向他本人的时候，“金发野兽”再也没有机会堵住这些致命的漏洞了。

阿道夫·艾希曼曾在二战末期被美军短暂俘虏过，但旋即逃脱。

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虽然他在当地隐姓埋名夹着尾巴做人，但还是没有逃脱以色列人的追捕。

1960年他被摩萨德特工绑架回以色列并于1961年公审，著名政治哲学家，同时也曾是德国犹太难民，“最终解决方案”的幸存者汉娜·阿伦特旁观了这次审判，并创造了“平庸的恶”这个词，用来形容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然而，根据奥斯维辛集中营长官鲁道夫·霍斯的回忆，艾希曼曾向他表示，自己“完全着迷于摧毁每一个他能抓到的犹太人的想法。

”如此看来，艾希曼的恶并不平庸，他和他的主子一样，都是彻头彻尾的完美的恶人。

很细节的电影很好看

万湖会议 (2022)8.12022 / 德国 / 剧情 历史 战争 / 马蒂·格肖内克 / 菲利普·霍奇迈尔 约翰尼斯·艾麦亚🐰🐰🐰🐰🐰🐰🐰🐰🐰🐰🐰🐰🐰🐰🐰🐰🐰🐰🐰🐰🐰🐰🐰🐰🐰🐰🐰🐰🐰🐰🐰🐰🐰🐰🐰🐰🐰🐰🐰🐰🐰🐰🐰🐰🐰🐰🐰🐰🐰🐰🐰🐰🐰🐰🐰🐰🐰🐰🐰🐰🐰🐰🐰🐰🐰🐰🐰🐰🐰🐰🐰🐰🐰🐰🐰🐰🐰🐰🐰🐰🐰🐰🐰🐰🐰🐰🐰🐰🐰🐰🐰🐰🐰🐰🐰🐰🐰🐰🐰🐰🐰🐰🐰🐰🐰🐰🐰🐰🐰🐰🐰🐰🐮🐮🐮🐮🐮🐮🐮🐮🐮🐮🐮🐮🐮🐮🐮🐮🐮🐮🐮🐮🐮🐮🐮🐮🐮🐮🐮🐮🐮🐮🐮🐮🐮🐮🐮🐮🐮🐮🐮🐮🐮🐮🐮🐮🐮🐮🐮🐮🐮🐮🐮🐮🐮🐮🐮🐮🐮🐮🐮🐮🐮🐮🐮🐮🐮🐮🐮🐮🐮🐮🐮🐮🐮🐮🐮🐮🐮🐮🐮🐮🐮🐮🐮🐮🐮🐮🐮🐮🐮🐮🐮🐮🐮🐮🐮🐮🐮🐮🐮🐮🐮🐮🐮🐮🐮🐮🐮🐮🐮

1. 如果是想要这种片子下沉市场，而选择了国语的放映，我觉得是相当失败的。

首先，如果我本身就是喜欢看国外的这种片子，或者这次就是想看国外的这种主题的片子，我一定期待的是外文的声音，加中文的翻译字幕；而如果我本身就不喜欢看这类片子，喜欢看一些商业性的，更爽的片子，那这种片子本来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他不可能沉到我这里。

所以结果就导致两方都兼顾不上，两方都无法满足2. 看到一个很细节的部分，为了使影片更加的本土化，会议上，使用了为人民考虑中的【人民】这两个字眼，其实国外的话更倾向于用【公民】，当这样一场罪恶的会议，用国语中的人名的方式表达出来，作为国人，不得不联想到国内政治，并且至于不好的遐想，大同小异，换了个种族罢了。

总而言之，电影最失败，最失败，最最最最失败的地方，就是选择了用国语放映。

德语中，复合词是一大特点。

它让德语能够通过简单的叠加创造新词。

这种造方法虽然在英文里也有（如football, schoolgirl这种），但永远不会像德语一样能够如此随意地将任意数量的单词写在一起。

一个极端的例子：多瑙河汽轮电气服务行政管理处附属协会，Donaudampfschifffahrtselektrizitätenhauptbetriebswerkbauunterbeamtengesellschaft，这个由80个字母组成的“单词”，是吉尼斯纪录上最长的德语词。

其实不过就是Donau（多瑙）dampf（蒸汽）schiff（船）fahrts（运输）elektrizitäten（电气）haupt（总）betriebswerk（车间）bau（建造）unter（附属）beamten（管理处）gesellschaft（协会）这些名词叠加起来而已。

因此，但在这一点上，德语与中文其实极其相似，相似到甚至会产生“恐怖谷”的效应。

（unheimliche Änhlichkeit, ich würde sagen）。

我甚至在想，这之间的联系除了可以有语言学上的论证，是否还可以追溯到某种官僚性体质对语言的影响。

die Judenfrage, 不是the problem of the Jews, 不是 the Jewish problem，是而Juden（犹太人）Frage（问题）。

der Judentransporte，不是the transportation of the Jews，而是Juden（犹太人）Transporte（转运）。

das Konzentrationslager，不是 the concentration camp，而是Konzentrations（集中）Lager（营）。

die Endlösung，不是the final solution，而是End（最终）Lösung（解决方案）。

通过这种造词的方式，创造概念、名词、机构变得很加容易。

如果“多瑙河汽轮电气服务行政管理处附属协会”出现在英语中，我只能想象它成为《Yes, Prime Minister》中的一个讽刺段子。

但在德语和中文中，虽然略显冗长，却并不违和。

通过复合词的形式，一个可能有些不合常理和荒缪的概念在语言体系中获得了完全的合法性和不容质疑的权威性。

与此同时，组成语言的单词却又保持了相对的纯洁。

Konzentration, Lager, End, Lösung 本身的意义没有被污染，依然能够很好地在任何语境中被中性地使用。

也正因如此，这些复合词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有相当大的迷惑性，没有人再去追问：为什么犹太人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犹太人需要被转运？

为什么要把犹太人集中起来并最终将这个问题解决？

就像万湖会议在短短90分钟所讨论的一样。

从电影里来看，犹太问题是元首的心头肉，但是处理起来又问题重重，所以只能由最坚定、最狂热、最简单化的人，也就是党卫队来实施。

万湖会议本质上是党卫队根据已经蹚出来的道路、试验出来的方法，事前制定好了周密的计划，用元首“最终解决犹太问题”的意志，在会上压服柏林的那帮前魏玛政府的柏林老爷们，让他们服从指挥，消除顾虑，接受“全欧的一盘大棋”。

政府老爷们心领神会，也就提一提“要不要保留犹太人里的军工技术工人”、“会不会搞出之前清除残疾人行动惹出来的乱子”、“会不会影响执行人员的士气和精神健康”、“半犹太人、老年犹太人怎么处理”之类细枝末节的问题。

整部片子都在开会，但在对话、神情的刻画上十分入骨。

党卫军方面，会议主持人上将海德里希时时面带笑容，面对质疑也胸有成竹，志在必得；种族和安置办公室的奥托·霍夫曼中将总是满怀憧憬地大谈种族净化；盖世太保总负责人海因里希·穆勒少将阴沉着脸，说话简短扼要，时时用审视的目光看人；不喜欢开会的波兰克拉科夫安全局指挥官舍恩加特，怼柏林老爷说“我看谁的鼻子不顺眼，谁就是犹太人”，在讨论技术问题的时候也会不耐烦地说“我早就跟不上了”；还有那个“平庸的恶”艾希曼中校，从电影中可以看出，此人工作态度确实一丝不苟，从会议的筹备、资料的准备到会上的答疑都有条不紊，会上无论被问到什么数据都能立刻给出，面对各种疑问他也早有方案，而且都十分巧妙、熨帖，多次获得与会者称赞。

东部方面，有波兰总督府国务秘书约瑟夫·布勒，整个会议都在抱怨他的波兰辖区成了“帝国的垃圾堆”，抱怨帝国不优先为他们解决波兰境内的200万犹太人，最后在获得“优先解决波兰犹太人”的承诺后满意而归。

政府方面，有内政部国务秘书威廉·施图克特，此人是唯一在会上轻微地抗议、嘲弄、干扰了一下会议的人，从“依法治国”的角度维护了他参与编写的帝国犹太法律，但也大概也不过是为了端一端架子。

有意思的一幕出现在他围绕“半犹太人”的问题跟众人辩论了一番后，被问及他自己有什么建设性意见，他先是提出什么都不做，引来全场安静，接下来他又提出“强制绝育半犹太人”的折中方案，这倒是获得了众人的附议，海德里希眼看方案要越讨论越复杂，就立刻休会，把他拉出来私下交换了一下意见，顺便还互相问候了一下妻儿，用“我们应该做邻居”套了套磁，拉近了距离，也就放弃了对抗的态度。

毕竟“贯彻元首意志，匹夫有责”嘛。

会议开到最后，15个人中最年长的、参加过一战的总理府国务秘书克里钦格终于在犹豫中提出了他对于“根本问题”——也就是道德问题的疑虑，立刻被舍恩加特反驳说“我没有必要听这些”，“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会因为尽职而被泼脏水”，还有人轻蔑地说：“我们居然还在讨论残酷不残酷的问题。

我们是在进行自卫，如果我们不自卫，犹太人就会消灭我们。

”克里钦格只能赶紧解释说他关心的只是自己人，担心最终解决方案会给执行者带来精神上的伤害而已。

于是，艾希曼向众人详细介绍了“更高效、对参与者的精神伤害更小的办法”——毒气室。

克里钦格也不再抱有异议，只表示“我还是希望犹太人凭空消失”，他的真实想法如何，不得而知。

至此，在高效的70分钟内，所有的疑问都被回答，所有的难题都被解决，接下来，随着帝国机器的开动，杀戮的大幕拉开，数百万犹太人即将迎来他们的命运。

除了短评外，再记几个细节。

1.让犹太人在登车之前签字交出个人财产，是为了“让犹太人登车时心里还怀有一种秩序感”。

2.同作为一个法律人，最让我印象深的是Stuckart。

他的思维模式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法律人。

海因里希反感那些“无事生非、满腹疑云的律师”，而Stuckart就是海因里希眼里的这部分人。

“我只是在论证，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也必须按秩序进行”。

Stuckart强调纳粹法律的重要性，强调要给人民一个稳定的预期，这些都是法之所以成为法的基本因素，但是，纳粹法律是法律吗？

恶法是不是法？

这个法理问题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而恶法的典型例子就是纳粹法律。

从这个角度来看，程序法……似乎仅仅是锦上添花的作用，根本的正义仍然需要实体法来维护。

（似乎如此，很粗浅的想法，有待进一步思考）。

不知道自己记得清不清楚，只记得纳粹有一位法学家，在专业上有很深造诣，但因为为纳粹政府做事，所以在法学界并不承认这个人的名声和地位。

好像是Stuckart？

还是另外一个人？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包括Stuckart反复讨论混血犹太人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法律人思维，他自己说的“有勇有谋”，想的很多很深。

但是，作为法律人的他，有术无道！

有术无道！

2022年多事之秋，推出了这部德国影片万湖会议正当时，可称是对美国出品经典电影“纽伦堡的审判”（1961年）的完美呼应 — 恰如其份的历史佐证题材附片。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到二战前，我们谁都还不知道谁胜谁败前，我怀疑该有人会为此片里的人物振臂高呼支持（正如现人会跪舔高呼某大帝事如出一辙）。

影片所呈现出来第三帝国的“缔造者们”在未被世人审判之前，其是非价值那时是如此迷惑世人，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看来是如此荒谬且昭然若揭（以从二战期间甚至没一部电影甚至书籍是来对纳粹呈现彻底批判的姿态出现为例，我想当时歌颂内核国家社会主义的片子和买我的奋斗的书的民众倒是不少，而其实现在所看到的流传至今的深刻的二战电影、茨维格、铁皮鼓这样的作品那都已是二战结束后经几代反思，刻意意识形态的教材式的产物了，才有让我们看过所谓强有力批判而显得我们现在意识立场是如此地正确乃至不容辩驳的可能。

这就如时下这场E W 战争，很明显的是非判断，都还能有人拿利益和立场说事去支持入侵者一样，等到普ting 被钉在耻辱柱上时，才会开始闭嘴一样）。

我要赞叹的是这部万湖的镜头和人物处理，不设立场，是如此地冷静，而其表现出来的每个参会的精英都是怀有“崇高”信仰以及光荣的历史使命感参会的，精神上基本都很“纯洁”，每个参会高层完全不会自我质疑当时的意识形态下所灌输的种族灭绝主张以及背后的全方位理论支撑，也丝毫感觉不到与会大员们觉得承受过有何自我审视下的违背道德的压力，每人都在开诚布公的会议气氛下发表高见，看不见有对灭犹的丝毫质疑，当然更不允许自己同仁之间存有任何攻伐异心，如同强大磁力场下的指南针一般地划一齐心。

在镜头里生动客观地展示高度的敬业和文明侵染的言谈举止下，观众能感受到这些人谁都不会意识到是自己是在为忠于的首脑操纵着这架精密的机器带着德意志民族走向深渊，反而会备感震撼的是目睹了一场以屠杀策划头子海德里希为领袖如何展现才华，交响乐指挥家一般地在调控和部署下出一次“伟大”、“成功”、影响深远（确实如此）的会议！

他还不时会深情且振振有词地反复强调是为了下一代人（好像是他们这一代为了保护下一代不再受杀戮侵染和煎熬，他们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架势），给人以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般的神圣感。

所以，我们可以试想如果纳粹在二战真获胜了（其实历史是偶然的，邪恶占主导不是不可能，就像斯大林、普ting上位掌权那样），如此“优秀”的伟人们是如何设计并呈现给世界的会是什么样的格局，是造成民众虚幻进入人间天堂感？

还是再次被拖入更悲惨的人间炼狱？

这其实都很难讲（想想若人种真被温情脉脉通过基因并无痛实现不断优化，现代人会接受吗？

），有无可能剩下略等基因民族绝对认可并服从，甚至是否会在为德意志歌功颂德（也许被沦为奴隶国度还将其称之为大救星。

纳粹的理想一旦实现，没准儿也能使现在的平民会感觉自己极其幸福和骄傲）。

我以为这是此片价值所在，真实且需要值得现人反思的！

影片的成功正是让我们“心悦诚服”地看到，与会在座，无论是党卫队、盖世太保、还是部长、还是权威博士都是如此专业且敬业 ，几个小时的高效讨论与提议，即巧妙又高明地形成一个完美的灭绝方案，其间涉及复杂高超的权利重组与分配，异见如何被排除于无形，真真非常能体现历史上这个超级国家组织下的强大能力，凡是优秀的领导者能想到的、需要考虑的方方面面无不展现到位：从驱逐本国犹太人到他国的预判、如何有秩序控制全球犹太人，到如何节约人力保证不影响战争进程，再到混血的绝育、到最终地从灭犹太扩大的灭其他种族的“伟大”设想，甚至到如何不违背法律的权威与尊严，以及保护士兵免受心理创伤的人性关怀，更甚连对犹太人都能被需要分出层次和优先级别以顺利无碍地被推入屠戮的程序中。

所有一切无不全方位多层次地接近完美，最终结果是令人“满（震）意（惊）”的交给最高领袖交的示忠诚的答卷，并且将振奋“民”（世）心（人）。

连会会后备忘录都想到人手一份（谁都别想跑）。

会议中场休息中的交流也相当精彩，其中一组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避免为优秀的人种，给自己的士兵带来创伤的桥段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从对方角度，纳粹立场都完全不是反人性主张，何其温情脉脉。

总之，这场万湖会议表现出来的领袖才华、集体意志、专业能力、团队合作，从现代的组织管理学角度，堪称经典教科书了。

影片对而为何有此会议，究其根本所依据的以保持优秀人种为使命，德意志人种最优质是如何被这些精英自己证明自己的，灭犹是如何被元首希特勒的个人强大意志所说服的（是个人的心理创伤而终得机会释放仇恨，还是真心为了人类进步优化），我想不是电影所要表现的而是留给观众自己去思考，也是作为一种历史背景的默认了。

唯一一次相关对话只提到一个当时第一帝国罗马人即无比正确地驱逐过犹太人出境，而德意志民族仿佛是继承并为恢复古代的荣光，扛起人类进步的大旗，成为史上最强第三帝国。

越呈现事实反而越能引人深思。

全片的视角独特 — 那就是不带视角 — 镜头处理相当冷静，几乎没有任何立场，但是对历史审判所落的焦点性事件，其画面却已完全无死角展露无余。

这是我觉得最值得称道，故成此文。

———— 也非常佩服德国这个国家，自二战后率当其冲的不断反思，只有那些有勇气承认错误的国家，才能如此真实地自我呈现自己的民族过去所犯下的滔天罪恶的根源。

万湖会议这种堪称优秀的和赞叹的历史再现的片子，真比时下一些自吹或自黑的片子明今更胜一筹。

尤其更值得拿此片来照见当下那些的依然良心泯灭，犯着有杀人诛心的人类的罪行而不自知的高位者的扭曲而丑恶灵魂。

附：万湖会议背景材料（来自wk） 1942年，国家社会主义组织和部委的高级官员和职能部门在柏林举行会议，组织和协调将欧洲的全部犹太人驱逐到东方进行灭绝。

万湖会议（德语：Wannseekonferenz）又称万塞会议，是一个纳粹德国官员讨论“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会议。

这个会议是在1942年1月20日举行，地点是柏林西南部的万湖区的一个别墅。

这个会议落实了有系统的犹太人大屠杀。

万湖会议在这个别墅里展开，现为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这个会议围绕于将所有阶层的犹太人从德国和德国人住的地方逐出。

这个会议也提出将犹太人“移送”到东欧。

参与的官员也点数欧洲的犹太人人口（大约1100万），以犹太人的年龄和国籍来考虑移送的方法和怎样处理“混血儿”。

德占波兰的官员催促海德里希尽早在德占波兰实行“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

他们觉得德占波兰的问题是黑市贸易。

他们觉得“解决”当地的犹太人可以解决黑市的问题。

在波兰的犹太人不需要被运送到其他地方，所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解决”波兰的犹太人。

大多数学者一度认同万湖会议是第一个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会议。

原因是因为会议所有的纪录都被盟军发现和在纽伦堡法庭用来作为证据。

[1] 这个会议是由艾希曼和海德里希准备的。

这个会议没有明确地提及“大规模谋杀”。

但艾希曼在1960年在以色列的审判中说，在会议中他们用更加直接的字眼，例如“消灭”（extermination）和“毁灭”（annih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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