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

《敬畏》：“五月风暴”中的让-吕克·戈达尔1966年，正处在婚姻关系破碎边缘的法国著名导演让-吕克·戈达尔与年仅19岁的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关系越走越近。

当时，位于巴黎近郊工薪阶层地区的南特大学刚刚录取了维亚泽姆斯基，这所大学修建的目的别无其他，只是想舒缓索邦大学和巴黎其他高校的人口压力。

毫无疑问，愿意放弃索邦等院校前往这种贫民大学就读的学生和在那里授课的老师都是相对激进的左翼人士，所以每当戈达尔前往南特大学约会时，都会遇到维亚泽姆斯基的那些左翼朋友。

自此开始，戈达尔接触到了当时法国青年中逐渐兴起的左翼思潮，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会面，实际上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戈达尔，最终凝聚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之一。

戈达尔和法国左翼人士，尤其是毛主义人士的关系越发密切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这些激进分子的意识形态抱有强烈好奇，一方面也是被这些人的精神力量所鼓舞和感召。

在这个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戈达尔逐渐脱离南特大学的无政府主义学生群体，遇到了改变他电影观念甚至人生走向的重量级人物——他的亲密“战友”，供职于《世界报》的让-皮埃尔·戈林（Jean-Pierre Gorin，这一人物在片中也有出现，但其在影片中的地位远不如史实中重要，个中原因之后还会提到），并通过戈林结识了全法最核心的毛主义组织——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教授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影响下的毛主义者朋友们。

同样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正式拉开帷幕。

高师的毛主义者们深深赞叹和钦佩红卫兵在中国掀翻旧秩序的一系列举动，也很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权威转化为政治权威。

在他们的影响下，戈达尔以维亚泽姆斯基为女主角创作了反映革命精神的电影《中国姑娘》（La Chinoise, 1967）。

片中，维亚泽姆斯基饰演的维罗妮卡在火车上与大学教授对话，直言想要改变制度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炸毁大学”，而有趣的是，这一现在看来基本属于恐怖主义的做法是戈达尔通过耳机现场提词告诉维亚泽姆斯基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戈达尔当时的思想已经激进到了何种地步。

不过，艺术家的直觉总是惊人的。

戈达尔对法国当时这股意识形态思潮的捕捉、记录和再创造恰好反映了“山雨欲来”社会现实，这也使得《中国姑娘》成为了一部公认的预言之作：不到一年时间，“五月风暴”恰以南特大学学生抗议为导火索展开，及至68年5月中旬，巴黎大学学生占领学校，以萨特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发表宣言，全国工人掀起罢工运动支持学生……法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变革，如是爆发。

弄潮，还是嘲弄？

谈及《敬畏》这部电影，就不得不提到主人公“戈达尔”所处的历史背景，因为其在片中的一切行为和故事的主体部分，可以说都是围绕“五月风暴”这一历史事件铺展开来的。

在影片中，戈达尔数次参加学生游行，和学生并肩对抗警察（尽管每每以落荒而逃收场）等等情节，其实都并非导演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杜撰，而是曾经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甚至就连影片中一再强调的喜剧性情节——戈达尔的眼镜被打掉，都是确凿无误的历史细节。

《敬畏》：戈达尔与维亚泽姆斯基 除了高度考究的细节之外，《敬畏》的选角也堪称一绝：男主角路易·加莱尔从外形上有多像戈达尔，观众自有分辨，这里不再赘述；他的父亲，至今仍然活跃在法国影坛、备受《电影手册》青睐的导演菲利普·加莱尔（Philippe Garrel）更在“五月风暴”期间与戈达尔并肩“作战”，前往电影中心研究处“索取”（中心总监大呼“敲诈”，戈达尔则说这是一个“建议”）摄像机[1]，而这恰好与影片中戈达尔手持超8摄像机在巴黎街头记录抗议实况形成互文。

虽然哈扎纳维希乌斯在访谈中表明选择路易·加莱尔担任男主角仅仅是出于角色特质[2]，但这种惊人的“巧合”无疑为我们点明了《敬畏》与现实在更深层次上隐秘交汇。

从历史角度看，“五月风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早在这一事件之前，法国当局就已经和电影界爆发了一系列冲突，为“五月风暴”的发生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1968年2月，法国当局决定撤换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时任馆长亨利·朗格卢瓦（Henri Langlois），这激起了大批自称“电影资料馆的孩子”的导演的不满。

得知这一消息后，戈达尔、特吕弗、夏布洛尔，以至让·雷诺阿等人联名禁止他们拍摄的影片在电影资料馆放映；几日之内，世界各地的重量级导演纷纷加入抗议，包括卓别林、德莱叶、奥逊·威尔斯等在内的导演纷纷要求电影资料馆撤下他们的影片，除非朗格卢瓦复职。

新浪潮与“旧浪潮”、左翼人士与右翼人士、国内导演与国际影人竟在一个事件上展现出相同的立场，这既体现出全世界电影人对朗格卢瓦一生致力于电影保护的认可，也表明六十年代末期全球范围内权力与艺术之间的张力已达到释放甚至爆发的边缘。

在《敬畏》中，哈扎纳维希乌斯并没有直接展现“朗格卢瓦事件”发生的经过，而是凭借其对历史的巧妙编排和对细节的高度敏感将其与“五月风暴”的主体巧妙糅合在一起——维亚泽姆斯基和她的闺蜜正在度假，忽然听到收音机里记者歇斯底里地报道特吕弗和戈达尔占领戛纳影节宫，并要求电影节停止举办——实际上，这一事件正是史实中戈达尔参与学生运动与特吕弗呼吁朗格卢瓦复薪两大要求的结合，而戈达尔又双叒被打掉眼镜也正是在此时真实“上演”。

于哈扎纳维希乌斯而言，这股抗议力量自有强大之处，但其如猛兽般的非理性和不可控性也无疑让人“敬畏”，哪怕是已经在全世界拥有极高声誉的戈达尔，都无非是被裹挟进历史的洪流之中，甚至在抗议后期成为学生抨击的对象。

影片里，戈达尔到各地参加学生集会，但无论他多么想接近学生的观点，多么想“重新做人”，学生都不买他的账；与此同时，戈达尔思想的激进化还导致其与朋友日渐交恶，由此成为了孤家寡人甚至“过街老鼠”（索邦大学的围墙上不少标语都是嘲讽辱骂戈达尔的，比如“艺术不会回来了，就算戈达尔也无力回天”“戈达尔：史上最大的亲中混蛋瑞士佬”）。

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戈达尔不仅在生活中遭遇困境，在意识形态上也陷入了两难：他既批判资本主义，又为了拍电影去美国寻找投资；既要在行动上支持学生运动，又不得不远赴重洋寻找精英认同……正如戈达尔的眼镜多次被打掉这一黑色幽默所昭示和隐喻的那样，他的身上存在着太多矛盾甚至虚伪，存在着太多抹除不掉的阶级属性，这注定他在只能被翻涌的波涛卷起又被吞没，腾空而又坠落。

——不过，又有谁不是呢？

理智，还是情感？

应该说，《敬畏》能够给人以历史的无奈和挫败感，绝非是一种巧合或者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因为一部“传记片”的视角可以有千千万，却只有选择其中一种，即维亚泽姆斯基的视角才能传达出如此微妙的效果。

虽然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只是称自己觉得维亚泽姆斯基的自传体小说“有趣”，并以此说服后者出让版权[3]——我们可以将这理解为一种直觉——但简单的“有趣”当中，必有哈扎纳维希乌斯从剧本创作时就植下的思考。

这里所谓“微妙”，首先是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

如果问“五月风暴”当中的戈达尔与谁的关系最为亲密，那维亚泽姆斯基一定数一数二。

这种超近距离“特写”显然为展现戈达尔这段时间的生活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但同时，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之间的关系也因为政治立场的微小分歧而显得稍有距离：现实中，戈达尔本想让维亚泽姆斯基在其68年的反映“五月风暴”的作品《一部平淡无奇的影片》（Un film comme les autres）中饰演激进派学生但遭到回绝，理由是“无法接受这种意识形态”，而这仅是一个显见的例子，《敬畏》里还有很多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在思想和情感方面渐行渐远的具体体现。

这使得前者能够跳出迷局，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待戈达尔在这一时期的种种行为举动，由此显露出这些举动甚至是时代浪潮本身的荒谬之处。

《敬畏》：心灰意冷的安妮·维亚泽姆斯基 其次，之所以说维亚泽姆斯基与戈达尔的亲密关系“数一数二”，但并不能确定二人是否最亲密，是因为这段时期，前文提到的戈林与戈达尔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二人经常一起讨论如何制作革命电影，并在“五月风暴”之后一起创立了吉加·维尔托夫小组（Dziga Vertov Group）。

这一时期，二人在思想的契合度上无人可以企及，以至于无论是在片中还是在现实里，维亚泽姆斯基都对二人的“形影不离”显得醋意十足。

通过这样的“三角关系”，哈扎纳维希乌斯实际上是为戈达尔清楚地排定了政治、电影和爱情的座次，同时他又刻意通过维亚泽姆斯基的视角降低了戈林的重要性，把爱情这个深藏在历史之中的因素凸显出来，开掘了作为电影天才的戈达尔和作为爱情白痴的戈达尔这二者之间无法填补的沟壑。

应该说，正因为戈达尔不完美，其作为“人”的向度才得以确立下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片中一直耐心等待他的爱人。

影片结尾时，戈达尔夫妇的关系无可挽回地走到了尽头，这意味着他人生中的第二段婚姻又失败了。

于维亚泽姆斯基而言，戈达尔依旧让人崇拜，只是现实过分透支了他的理智，让他变了一个可怜又可恨的迷途青年[4]。

反过来，戈达尔也仍然深爱维亚泽姆斯基，但政治已经使他失去了表达情感的能力，让他退化成了一架宣教意识形态的机器。

遭遇感情危机和事业挫败的“戈达尔”最终只能选择自杀——这是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敬畏》中对戈达尔生平最重要的虚构成分（现实生活中的他从没自杀过，但确实在1971年经历了一场重大车祸，险些丧命），也无疑是一个合情合理且充满象征意义的举动。

的确，处在这个历史节点上的戈达尔不应被杀死，他只能自杀。

只有这样，他才能脱胎换骨地根除“前维亚泽姆斯基”时期的自己，迎接一个全新的、更加无畏、更加政治的人生。

只可惜，一段原本曼妙美好的爱情也随之化为悲剧。

电影，还是政治？

归根结底，戈达尔只是一个电影导演而非其他。

他只能用艺术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五月风暴”是戈达尔一生中最接近现实、最能触碰大众的一次良机。

正如前文所说，戈达尔在“五月风暴”前夕拍摄的《中国姑娘》标志着其电影生涯的某种转型，尤其是特立独行的表现手法让整部作品充满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比如，戈达尔在片中全程大量运用间离手法（插入字幕卡、演员与导演对话、拍摄人员出现在片中……），目的就是打破观众对影片的沉浸，让观众积极投入思考，意识到资本主义电影的虚幻之处。

[5]戈达尔研究者理查德·布罗迪则关注到了片中另一个有趣的段落：男主人公吉列姆（让-皮埃尔·利奥德饰）在黑板上写下几乎历史上所有重要剧作家的名字（契诃夫、莎士比亚……），然后一个个擦掉，最后剩下了布莱希特。

这一举动被布罗迪称为智识清洗（intellectual purge），吉列姆这么做，显然是因为戈达尔认为只有布莱希特的陌生化能够符合其政治信条的诉求，让人清楚地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

《中国姑娘》：被擦掉的名字 中间是布莱希特 在很多层面上，《敬畏》都和《中国姑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片名“中国姑娘”指的是片中的维罗妮卡，而其饰演者便是《敬畏》的主角维亚泽姆斯基；为了让《敬畏》呈现出“五月风暴”前后的精准年代感，导演也是从《中国姑娘》中提取了影调和主色调，并还原了戈达尔和维亚泽姆斯基拍摄《中国姑娘》时工作和居住的房间。

除此以外，哈扎纳维希乌斯也运用了不少戈达尔独出心裁的标志性手法，甚至还能在其中看到《安妮·霍尔》的影子。

间离也是必不可少的：路易·加莱尔在片中一脸严肃地表示，“我不是戈达尔，我只是扮演戈达尔的演员”，这既表明了导演希望观众重新审视戈达尔的态度，也分明表现出1968年时戈达尔重新在社会/政治中进行自我身份定位的渴望。

总而言之，哈扎纳维希乌斯的《敬畏》真的做到了用戈达尔表现戈达尔，绝对可以称得上妙趣横生。

诚然，“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的看家本领，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凭借默片《艺术家》同时在奥斯卡和戛纳两大评奖体系中左右逢源。

但是，哈扎纳维希乌斯绝不是一个拙劣的模仿者，他更是能将自己对电影本体、电影制作和电影历史的思考灌注进作品的能工巧匠。

《艺术家》对声音的惊人展现和探讨就属一例；《敬畏》更是如此。

在本片最后，维亚泽姆斯基又一次出现在了戈达尔的影片《东风》（Le Vent d'est） 中。

这一次，为真正实现电影的政治化和民主化，戈达尔在拍摄过程中召开了数次全体大会（《敬畏》对此作了精准的展现），但毫无疑问，这样的尝试只能让电影拍摄失去方向和控制。

维亚泽姆斯基生无可恋地坐在一旁等待着大会讨论结果的出炉，“小将”们则个个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试图在戈达尔的电影中占据一席之地。

“你是要电影，还是要政治？

”（Politics, or cinema?）有人问道。

戈达尔挠挠稀疏的头发，选择了后者。

艺术创作的流程可以民主化吗？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又当如何？

哈扎纳维希乌斯在最后一刻抛下的这些博大精深的疑问，值得人们永世追寻，而让-吕克·戈达尔本人，也将用一生寻找问题的答案。

[1] 具体参见 Everything Is Cinema: The Working Life of Jean-Luc Godard, Chapter Sixteen, by Richard Brody[2] 要演戈达尔，这一度让我觉得恐惧——专访戛纳竞赛片“敬畏”主创 真多亏导演“一意孤行”，时光网，2017.6.1[3] “他杀死了那个戈达尔”，南方周末，2017.6.10[4] 现实中的戈达尔甚至比片中还要混蛋，比如戈达尔跟特吕弗绝交之后依旧管他借钱拍电影，而且还毫不客气的撂下几句风凉话。

从这些细节上看，哈扎纳维希乌斯对戈达尔的叙写算是“手下留情”了。

[5]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理查德·沃林

看《艺术家》的导演通过一部《敬畏》来表达对戈达尔的戏谑，一开始还不觉得有什么，越看到后面，尤其（或者说或许）是看了豆瓣影评后，对这部片子的厌恶有增无减。

卖弄小聪明，投机取巧，就像一个三十岁的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的半吊子用它所学到的半吊子水平去嘲讽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前辈。

有勇气，但又不是青年志士的血气方刚，更像是一个市侩小民在街头发发牢骚碎碎念；有本事，但也谈不上娴熟出色的技术输出，更像是一个电影技术教学课堂，跟艺术家一样，罗列已有，中规中矩，没有突破没有超出；有聪明，但又没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观点输出，看完了片子就好像是听一个会说话的朋友念叨了一个下午的流水账，但这位朋友归根结底要表达的东西似乎也就只是发发牢骚，走出门可能就忘了这回事。

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戈达尔的形象甚至比导演本人都更有输出，这或许是戈达尔的功劳，因为戈达尔的个人魅力太强烈了。

而louis的表演也值得表扬，后来才发现这是他，包含五月革命内容的片子他还真是不落下。

louis一直都是有灵性的，在我看来。

但anne的角色不知道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她的身份除了所谓戈达尔的妻子这样看似举足轻重的角色之外，完全可以被任何其他角色取代。

看上去就是一个情绪化的有事不说闷在心里的普普通通的寻常女朋友，这种人物出现在现实生活已经不讨喜了，当然，批评这个角色跟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大关系。

在电影里，当以更理性的方式看待时，这个角色没有存在的作用和必要性，连推动情节发展这样简单的任务都不曾有过。

当一部电影里只有一个人物在输出，其他都是陪衬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好的电影。

当一部电影有过分的炫技的嫌疑时，便已然给人一种不真诚的观感。

这在当今乐坛选秀也是层出不穷的。

但这也很矛盾，一首歌四五分钟，一部电影最长两小时，如果你想得到人们的关注，炫技是否也无可厚非呢。

毕竟观众越来越难抓住了，这个时代让所有事情都变化得很快，尤其是人心。

但也可能是人反过来作用了时代，然后把错误归结到时代身上，时代也很委屈。

尽管我本人认为不论各行各业各种方式，能够长期吸引人的方式都是真诚，真实。

但其实从这部电影里能看到的也是一个警告。

片中的戈达尔在激进时期所说的言论，对自己言论的自信和坚持，对他人的蔑视和无礼等等，我们无法说对错，但我们确实抱有一定的态度。

他很真实，又或者说，他假装得很真实，但这种真实是否来源于他自己，他自己又是什么，或许片中的他也没有想明白。

真实难道就真的是真实吗，这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时间地点，人的成长和变化，人的经历，场景，思想，甚至气候等等的变化都会让真实有所不同。

一旦这种真实被后来的自己推翻了，那在前段已经输出的被人所推崇的真实是否也需要由后来的自己化身敌人粗暴革命呢。

就不要在这里纠结什么还可以温柔改革的无聊问题了。

这又来到了之前和美术系的朋友争执的问题：对待艺术要包容还是挑剔。

如果我能对影片中戈达尔表现出的气质感到鼓舞和共鸣的话，那很明显我是挑剔的批评家，一个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卫士，一个拒绝平庸和平常的脾气不好的怪人。

到底是包容使艺术进步还是挑剔使艺术进步呢。

好像这是一个无法辩论的命题。

朋友并不赞同我对另一个共同认识的人做出的艺术的评价。

那个人之前把学校的废弃车辆涂成白色写上问号，我认为这是非常垃圾的手法。

原谅我如此偏激的语气，我真的不喜欢。

我也当面跟那个人说过，我认为这是非常差劲的如果非要说是艺术的东西的话。

要么融入，让人隐晦地发现，要么别出心裁到令人欢呼，我认为这些车应该这么处理，如果单纯地想引起注意的话。

而把他们涂白写上问号，就像一种投机取巧哗众取宠，说这是艺术，我更倾向于是一种消费。

对，他们更像广告和商业性质的纪录片，消费完了就抛了，引发讨论然后呢，没有然后。

而所谓的引发讨论，引发了什么呢，所谓的讨论呢，所谓的关注呢。

如果我们想要平庸的艺术，那这已经达到了，这可以说是了。

但如果我们想要有突破，或者说，有更进一步的结果，那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或者说，想到这一步是不够的。

什么才是艺术，这他妈的谁知道。

谁都不敢也不能瞎说。

你想扣个帽子，扣什么都行。

但如果你真的想做出点什么，你确实得有行动，得做，但与其做出这样的东西，不如先想，想到几乎要放弃了，或许才是起步阶段。

我个人认为，咱们只说艺术，不是其他方面，也不是，也不止，好吧我也不知道怎么界定这个范围，挑剔出精华，但也有可能是错误的精华，跟真实一个道理。

包容出多样性和可能性，也有可能出精华，但那是平庸大众的“精华”里偶尔出现一两个天生丽质难自弃罢了。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这一切也需要我再好好研究完戈达尔的各种人物传记才能有七成底气地评判关于戈达尔的电影的好坏吧，做人要谦逊，也要自知。

一个crazy-deadpan comedy-biopic导演让-吕克·戈达尔。

妄自尊大的人欣赏的让-吕克·戈达尔在他最高傲的,第二职业阶段停止制作有趣,任性和充满创意的电影，而是成为马克思的学徒——这对《敬畏》是沉重打击。

戈达尔本人称这部由艺术家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执导的喜剧传记片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尽管哈扎纳维希乌斯(大部分)忠实于戈达尔曾经的女演员妻子安妮·维泽姆斯基撰写的一本广受好评、充满智慧的回忆录中的第一手证词。

当你拍《中国姑娘》和《东风》这样的电影时，你失去的就是幽默。

在那里，维泽姆斯基是一个苍白而有趣的屏幕存在，就像斯塔西·马汀的“漂亮娃娃”一样，是一个无助的受害者。

作为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孙女，在《敬畏》的早期场景中，她被讽刺地说成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导演的花瓶配偶。

她丈夫的浮夸被路易斯·加雷尔用尖锐的技巧描绘了出来。

这位法国演员(《梦想家》、《炎炎夏日》)把戈达尔塑造成一个口齿伶俐的绅士，这让他在艺术浮夸的人群中失去了个人声望。

这个戈达尔太像了:标志性的有色眼镜,几乎秃顶的头发,加上嗜好崇高事业得人仰马翻。

他总是在演示或混战中破坏他的既定风格。

(你可能会认为这个闹剧装置会让杰瑞·刘易斯的粉丝高兴，戈达尔仍然是他的粉丝。

显然没有。

)规格问题只是个小问题。

还有一些严肃有趣的场景，米歇尔在其中找回了他在《艺术家》中表现出来的电影幸福(在他把它遗失在饱受批评的巴尔干战争史诗《搜寻》之前)。

戈达尔在1968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做出了极为激进的壮举，在此之后，一场多人在车里争吵的戏堪称瑰宝。

导演和妻子赤裸裸地走在公寓里，猛烈抨击电影中毫无理由的裸体，他们之间的对话二重唱也是如此。

我不想剧透这部电影诙谐的标题，还有那句名言“这就是在《敬畏》上的生活”，这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米歇尔以原生态风格见长。

这部电影有一种既沉着、飘忽又面无表情的气势。

这是非常早期的戈达尔式风格:甚至是风格的反复无常和政治正确的瘟疫时刻的疯狂偷窥。

史黛西·马丁不止一次出现在镜头中，让我们想起戈达尔在《蔑视》中对芭铎的著名媚眼。

也许会有更多关于戈达尔、他的电影和他的激进主义的严肃电影问世。

但我不确定我是否想看到它们。

戈达尔太认真了，我们还没听够吗?现在，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啧啧”，这部电影从未失去对戈达尔现实的把握，即使为了滑稽的变化而动摇戈达尔的角色。

有时——在影片最精彩的时刻——加瑞尔就像巴斯特·基顿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挣扎求生。

目睹这位法国电影中短暂的魔法师将他的下一个时刻，或者下半个世纪，投入到煽动性的电影制作中，这是令人心酸的，甚至是痛苦的，仿佛整个世界都想看一个聪明的小丑，不明智地变成了乖戾的李尔王。

By：Nigel Andrews

1968年2月的某日，戴高乐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宣布解雇法国电影资料馆创始人亨利· 朗格卢瓦馆长的职务。

当天晚上的《电影手册》杂志社接到了数百份反对这一举动的抗议，这场怒火很快燃烧到了整个电影、娱乐和文化界。

从法国到美国，从特吕弗、戈达尔、夏布洛尔再到希区柯克，全球的电影人在这一刻互联，来声援这位伟大的“电影国际主义”者。

朗格卢瓦所代表的是电影的精神，美国电影协会随即宣布支持这位世界上第一个电影档案家，并声称如果不恢复他的职务，美国八大电影公司将停止向法国输送影片。

有关电影的抗议也不再仅仅是电影人的专利，索邦大学的学生最先聚集，抗议随后迅速的延续到了全法各地。

那一年，全球的电影人宣布抵制“戛纳电影节”，而那一年的戛纳电影节也在开幕仅仅九天之后，就仓促结束。

而在今年5月20日的戛纳，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的新作《敬畏》在电影宫举办媒体首映。

这部回忆1968年戈达尔和他当时的妻子安妮的影片在首映前也因为“恐袭”的威胁而推迟将近50分钟。

当一九六八年五月的精神重回戛纳电影宫的时候，电影宫似乎还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准备。

《敬畏》以戈达尔前妻安妮-维亚泽姆斯基所写的《一年以后》这部书为蓝本来讲述戈达尔，书中的故事发生在1967至1970年这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戈达尔经历了五月风暴、《中国姑娘》的拍摄、“维尔托夫”电影小组的成立以及与安妮恋情的终结等等。

米歇尔·哈扎纳维希乌斯2012年凭借《艺术家》拿下了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敬畏》是他再一次去将镜头对向大师的作品。

而与其它回忆录式和致敬式电影不同的是，《敬畏》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喜剧的元素。

《敬畏》并不是一部向戈达尔的致敬，而是一部喜剧电影。

电影通过玩弄众多戈达尔的经典语录和他标志性的特征来达到喜剧的效果。

而在美学上，也神似戈达尔的《轻蔑》，无论是话痨式的戈达尔、或是戈达尔与安妮之间的关系还是整个影片的剪辑节奏。

影片首先展现的是一个固执的戈达尔，五月风暴以后的戈达尔坚持电影的集体创作应服务于政治诉求，他的观点渐渐与身边的所有人背道而驰。

影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幕，戛纳电影节流产以后，戈达尔在返回巴黎的车上与六名乘客就电影的意义和作用而唇枪舌剑。

面对所有人的不认可，戈达尔开始憎恨除了他妻子之外的所有人，甚至开始否定雷诺阿、弗朗茨-朗、约翰-福特这样的电影大师。

戈达尔反对越南战争，关注巴勒斯坦。

然而，当坚守五月精神的戈达尔试图走进革命的学生之中时，他却一次次被学生们所抛弃。

最初是因为他被认作是美国消费主义的代言人，接着他的今天的“犹太人”是昨天的“纳粹”的言论又引起了全场的轩然大波。

电影的第二条的线索是戈达尔与前妻安妮-维兹曼斯基的私人生活。

艺术家的私人生活一直是众多导演所关注的题材，从塔可夫斯基的《乡愁》到费里尼的《八部半》再到安东尼奥尼的《放大》，无一不外的展现了艺术家在面对所爱他们的爱人时不羁的态度。

《敬畏》同样展现了戈达尔面对安娜时艺术家式的作风，电影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走向终结，而艺术同样无法拯救他们的爱情。

直到安妮答应意大利导演费里尼去拍片的那一刻，戈达尔才恍然大悟。

之后，戈达尔试图在酒店中自杀，幸好安妮及时发现才避免了不幸的发生。

回溯戈达尔的生平，在五月风暴以后直至七十年代末这些年间，戈达尔试图将社会运动思想注入到电影当中。

他与高林一起成立了“维尔托夫”电影小组，在这期间，戈达尔制作了一系列政治题材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也诞生了像《一切安好》这样优秀的作品。

回看戈达尔的过去，他像是一个复杂而让人无法捉摸的未知体，但谁都无法否认他对电影所造成的影响。

原载：凤凰网娱乐 http://ent.ifeng.com/a/20170523/42936825_0.shtml

回复一下评论前几那位除了骂人就拉黑封评论的人：安妮拍这个，说明这部电影主要就是经验性的电影，你却要偏偏执着于戈达尔本身对于电影或者政治上的建构性，来讥讽别人没有拍出你心中的戈达尔。

你心中的戈达尔是历史的还是经验的还是符号的？

既然瞧不起这个编剧的表达方式又干嘛引用别人对于戈达尔的评价显得你很高深？

她能说出这话你说不出来说明还是要比你强一点，你凭借自身想象所构筑的戈达尔形象，不比别人在日日夜夜与当时事件的时刻接触下所感受到的高贵。

金庸写的是小说，照你这么说是不是金庸的小说笔下所有人都要跟戈达尔一样不能改编了，而且人家金庸是东邪西毒编剧我又没有喷：这个电影好得真烂，完全破坏了东邪西毒的伟大形象！

P.S.戈达尔在68年五月风暴后的业界形象可以说是两头不讨好，一方面他想搞完美化的毛主义，一方面中方不买他票，而且走向了极端，跟当时文化革命与日常生活批评的综合走向格格不入，具体怎么样你可以去参考一下《东风》这本书。

@比耶侯以及，戏仿不等于嘲笑。

随意

敬畏这个名字太正式，更喜欢台版翻译：情陷高达。

路易加瑞尔，梦戏巴黎里面的男二，难怪高达拿掉眼镜的时候，看着非常的眼熟。

对比他的正常有头发的照片，看来这次是先预演了年老脱发谢顶的模样，这么想想有点辣眼睛。

但是，演员的本职来说，真的完成的很棒。

高达古怪又幽默，话多又爱吃醋，觉得真的又可爱又嫌弃。

～～～～～～分了两次写的分割线～～～～～～《情陷高达》的电影，整个配色都是我喜欢的风格，真的想把每一格剧照都收下来，慢慢观看。

在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高达的演员，摘下眼镜之后，有点面熟。

但是，因为高达的古怪又幽默，对他喜欢又嫌弃的情感，让我眼前只有高达而想不到有别的什么角色。

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去豆瓣上搜索，啊，原来是梦戏巴黎里面的那个法国性感的弟弟。

两个电影的剧照判若两人，放在一起才发觉，哦，原来是同一个人。

高达到像是演员谢顶胡渣中年版的样子，可见发型多么重要。

看了电影才知道，原来那时候，毛泽东的思想对法国影响这么大，尤其是让工人们走上街头，进行革命，到处都是举着红色带着黄色星星的旗帜，还有共产党镰刀➕锤子的徽记。

我记得电影里描述当时的学运思想是，老板如果被被工人否定了，那他就没有意义，老师也是同样。

而高达所在的那两个人组成的派别里面，则是认为，拍摄电影需要由演员和导演一起讨论来决定拍摄，并非由导演一个人说了算，他是服从政治的。

然而这样又会带来电影拍摄毫无效率，又不得不服从电影的。

而那时候，高达已经拍摄了轻蔑和断了气，还有狂人皮埃洛，中国姑娘也是刚刚拍摄完毕，那时候是1967年，但是这部电影并没有达到跟高达想要的那种跟上革命步伐的效果。

电影里面，最多的一个意象就是高达的眼镜，自从他结束中国姑娘的拍摄，参与到革命，就不断参与到学运公开发表言论，但是学生却不理解和看不起他，屡次被全场嘘声，于是他的眼镜就不断地因为各种原因被踩碎。

这里，导演用了喜剧的方式来处理，第一次是高达最开始参与游行逃跑滑倒被踩碎，第二次是走在路上，被逃跑的游行者撞倒再次牺牲了眼镜，后来是通过广播播放，高达在记者会上反对电影节的继续举办，在人群的推挤中又被踩碎。

最后，经过很多次的失败和挫折，电影说，高达因为高额的眼镜更换费用，而不再参与革命了，这里既是幽默也是讽刺，高达后来总是把理由浓缩成一句话：我感兴趣的是学运，而不是参与学运的学生。

一开始没有预设地看这部电影，Louis Garrel饰戈达尔扮演得惟妙惟肖，如出一辙。

从爱人的角度阐释自我和自由的形式，用戈达尔的电影拍戈达尔，用演员的使命拍摄和传达敬畏。

这部像是《中国姑娘》的外传，延续章回剪辑、对色彩和肌体之美的不遗余力的刻画，但继续对政治艺术的讨论难度不小，并拉进现实维度的观照。

《中国姑娘》开启戈达尔政治电影的走向。

戈达尔认为，电影的唯爱主题是情感的独裁，无法产生真正的革命。

对年轻人的喜爱与宽容，让戈达尔对革命真义有更深的理解，也多一分苦衷，至少戈达尔不会利用他们，但也因此未建立起群众基础，甚至失却爱的基础。

轻蔑与敬畏之间，有时只有一线之隔。

有一种革命者的孤独，是用政治拒绝了全世界。

安妮·维亚泽姆斯基或因年幼，涉世未深，看向戈达尔的眼神里是不解和不舍参半，敬畏之上，爱慕未满，她需要的是能带她打开眼界，又支持她成为更好的人，而不是做个总是去照顾对方心情，却很难共鸣和直面问题的乖巧花瓶，被丈夫推着行程和思想的傀儡妻子，妄谈革命。

虽被革命的形式所执迷，也逃不过被爱情中的人性所困惑，这也是后期戈达尔电影始终围绕的两个主题。

所幸，电影提供了比演讲更适合戈达尔发声的表达方式。

继电影《艺术家》中以默片形式致敬无声电影时代，并成功夺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后，导演米歇尔·阿扎纳维希于斯又一次玩起了“非典型”传记片，这一次，他选择了法国电影新浪潮的领军人之一——让-吕克·戈达尔的故事。

《敬畏》改编自戈达尔前妻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自传《一年之后》，讲述五月风暴期间，戈达尔与安妮之间随着革命逐渐消亡的爱情。

电影在外在的叙述格局上，就呈现出不同寻常的风格。

以九幕剧的形式，一幕一幕的递进，既是戈达尔一步步走入“革命”极端的心理变化，也是他与安娜的爱情走向终端的过程。

而九幕剧的形式，本身就值得玩味，电影中的段落分层，事实上，让人联想到的，更像是中国一幕一幕的样板戏。

联系现实，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毛主义者，戈达尔还曾赞美过样板戏是最伟大的电影，而对照电影中，戈达尔对革命电影的无比推崇，如此看来，这种推测似乎也不无道理。

要解读《敬畏》，关键突破口在于《中国姑娘》。

这部由戈达尔执导的“红色”电影，在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线索作用。

一方面，它代表着戈达尔个人的政治倾向，即崇尚革命的毛主义者。

另一方面，这也是戈达尔生命中的一个分水岭，因为拍摄这部戏与安妮喜结连理（而《敬畏》这部电影中的叙事也由拍摄《中国姑娘》一片开始），也恰恰是这部戏之后，他开始对革命思潮越来越狂热，最后直接导致了他与安妮爱情的终止。

电影一开始，便是《中国姑娘》的拍摄现场，十九岁的安妮背着保守派作家爷爷，偷偷在这部电影中扮演一个信仰毛主义者的学生。

她年轻，所以显得无畏，她敢于与32岁的戈达尔相恋并结婚，敢于与爱人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的队伍，并大声呐喊政治宣言，为了表现这种年轻的无畏，电影中甚至常常让她以裸体形式出现，或是穿着泳衣晒太阳，大胆奔放的同时，与戈达尔的肉欲，亦是一个青春发泄的出口。

在电影语言方面，《敬畏》则刻意模仿戈达尔，九幕剧的字幕卡、跳接、摄影式连环大特写、负片、人物内心潜台词......各种技巧在戈达尔的电影中都有迹可循，整部戏也由此增添了一份迷影色彩。

有一处有趣的场景在于，被学生小将们批驳后转头就走的戈达尔，看见外墙上书写着“戈达尔：超大号瑞士亲毛蠢蛋”字样。

之后，电影一下子变成了负片，也正象征着戈达尔失落的内心。

正如我一开始所述，导演米歇尔·阿扎纳维希于斯并无意于拍摄一部常规的传记片，除了这些电影语言上的小花招，米歇尔还在戏中对各种人事物进行调侃，比如让扮演戈达尔的路易·加雷尔借着剧情大喊“我又不是戈达尔，我只是个扮演戈达尔的演员！

”，又比如在还原历史的同时，对1968年的戛纳电影节和戈达尔本人进行极力的嘲讽和揶揄。

除了电影手法上的剑走偏锋，电影的叙事同样是反高潮的。

不似正常的电影一般将叙事高峰放在结尾，在我看来，《敬畏》的叙事高峰恰恰在电影中第七幕：救救你自己（和你的婚姻）的结尾。

在800公里旅程的车上，因为戈达尔搞革命而去不成戛纳的新晋导演，与戈达尔政治观点不同的友人夫妇，在后座的和事佬......车上六个人，争执的交点在于戈达尔，唯独安妮一人安静地沉默不语，每个人的心理在此刻一览无余。

事实上，戈达尔身上一直具有极强的矛盾性，一方面，他吐槽中国大使馆不喜欢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因为热衷毛主义而不断进行自我安慰。

正如他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的腐朽，却又不得不向美国借钱拍电影一样。

电影中的戈达尔，被放大了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狂热，同时也缩小了作为一个“人”的勇敢，在面对众人的演讲面前，他胆怯得不敢回答学生的辩论，拉着妻子离开。

在游行运动中，他呐喊的口号又被人群的声音盖过，只能顺着大众一起呐喊。

在电影研讨会上，他又被群众群起攻击愤怒离开。

甚至在电影的结尾，拍摄电影时提出要使用推轨镜头的他，又一次被群众以“少数服从多数”给说服。

而在安妮面前，他则是个完全的独裁者，安妮必须顺从地陪同他到世界各地进行电影宣传或是出席研讨会，也必须因为他不同意拍摄裸戏过多的戏而差点辞去片约，更是因为他对自己身边的男人耿耿于怀而饱受指责与怀疑。

不难看出，戈达尔身上的大男子主义与近乎偏执狂的政治狂热，才是逐步疏离他与安妮之间的感情的真正因素。

但在整体的叙事之中，对于安妮的心理描写并没有做到很好的外在化，于是我们无法切实感受到在一幕幕故事进行中戈达尔与安妮爱情的变质，是为一大不足。

沉迷到革命之中不可自拔的结果是，戈达尔开始以一己之力对抗众人，他像个偏执的孩子，死死地盯自己的观点不放，反对贝托鲁奇等同行友人，甚至开始全盘否定自己以前的作品（《筋疲力尽》、《轻蔑》等），由此而来的是价值观的冲突，是友情的崩坏，更是爱情的变质。

据说，现实中的戈达尔，比起电影中更为偏执，更为“混蛋”，在纪录片《脸庞，村庄》中，阿涅斯就因登门拜访戈达尔被拒之门外而破口大骂他“臭老鼠”，也有记载，戈达尔在和新浪潮双杰的另一位导演特吕弗闹翻后，还问后者借钱拍戏，且仍旧出言不逊。

《敬畏》选择让饱受打击的戈达尔以自白的方式收尾，结构上又与开头的自白相呼应。

电影中的戈达尔失去爱情，再一次钻入电影的世界，若有所思，“有些东西不复返了，或许这就是革命吧。

”而戏外的戈达尔，则似乎更加偏执，终究，理想输给了现实，不免令人唏嘘。

改一改电影里的这句话，拿来似乎也没什么问题：有些东西不复返了，或许，这就是生活吧。

（又是因为短评下不下了只好写在长评区了，算不上影评，几句碎碎念而已） 1. 好像不踩两脚这个片子显不出自己看过戈达尔哈我自己带着并不高的预期，看完倒是有点喜欢上这片子了，它拍出了长久以来我对戈达尔的一个直观印象：革命在他那还就是请客吃饭，就是一边喝着咖啡抽着烟，一边跟漂亮姑娘吹出的牛逼。

同时它也拍出了我对戈达尔的一个终极疑问：假如疙瘩觉得别人都是傻逼，那有没有可能他自己也是个傻逼尼？

或者客气点说，他也有犯傻逼的地方和时候？

2. 这片子有简化、矮化、庸俗化的倾向吗？

就算有，那又怎样呢？

耍一耍疙瘩当年玩过的小伎俩，那又如何呢？

渎神了？

不管戈达尔自己乐不乐意、承不承认，他已经被摆在神坛上供起来很久了，用（至少那个时期）戈达尔会用的语气说，他戈达尔的命怎么就不能革了？

3. 看到（路易·加瑞尔扮演的）戈达尔一脸疑惑地抱怨中国那边居然讨厌《中国姑娘》，说我拍得一坨翔，天知道我笑得有多开心4. 我特别好奇，疙瘩本人宅在瑞士的家里，有没有看过这片子呢？

这片子以后要是能出戈达尔的评论音轨，那绝对无敌。

5. 我原以为斯塔西·马汀的肉体是全片唯一的精华，看完之后要改口说那只是最精华的部分而已了。

我的天哪她也太好看了，不禁遐想在大银幕上观看这么标致的肉体是什么效果——IMAX最好，对了，高达对IMAX会作何评论？

好奇 again。

你想像电影一样是不同的，你会搭错车，进食，购物，没有旁白，但是如果你爱我，一切就不一样了。

真写意，记者招待会都是在山林风谷中。

短发与毛毡帽我觉得他们只是不接纳我，但我本来就只是一个报复自我的物化。

我想象捧着一束花，呆呆的看，但我并不知该放到哪里。

想着早起的哀怨，也不过如此罢了。

世人的尴尬境地放到哪里，纵是旁观者自己开心和丈夫一起苦闷？

独自抛下逃跑对吗？

今天不太顺利，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上文第一句，背后好像是几个法国人，椅子靠背很松，倾斜度很高，试图调整未果，身后女人不久后换了位置。

我不是一直是一个把不舒服扼杀在摇篮的人吗？

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