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是天堂

巴勒斯坦这个国家的名字很容易与巴基斯坦混淆，甚至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地理位置。

这个一直与以色列纷争不断的国家无法给人留下太具体的印象，幸好有这位导演伊利亚·苏雷曼，让我们对这个中东国度大开眼界。

他在国际影坛上享负盛名，至今为止的四部长片，有三部先后入围过戛纳竞赛单元，绝对算得上是戛纳的嫡系导演。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看过他的一部《神的介入》，当时正值911事件后不久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而影片中女忍者从天而降的超现实画面令我至今难忘。

没想到十多年后，苏雷曼又拍了新片，同样入围去年戛纳竞赛，并顺利拿下评审团特别奖。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苏雷曼是一位名不经传的导演，从他拍片速度来看确实如此。

尽管有影评人将他与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相提并论，但事实上两者的喜剧风格并不相似。

同样是不动声色的喜剧表演方式，安德森的风格偏向于冷漠和荒诞，有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感；而在苏雷曼身上却明显带有接地气的幽默感，像是将默片年代里巴斯特·基顿的表演挪到了当下21世纪。

而在这部新片《必是天堂》里，导演更在林林总总的国家刻板印象，以及无限放大的日常细节里发掘出诗意和讽刺意味。

这无疑是一部相当高级的讽刺寓言故事。

主人公即导演本人，从巴勒斯坦出发前往法国巴黎跟电影商会面，之后再前往美国纽约参加活动，最后回到家中。

透过这个阿拉伯人的眼光，不断去观察并呈现这几个不同国度的风俗习惯和文化差异。

影片采用了一个松散的旅行观光类型作为外壳，基本上没有具体的叙事线索，全是由突发奇想的情节碎片拼凑而成，却不断闪烁着导演狡黠的目光与智慧的幽默感。

不请自来照料果树的邻居、森林里提水的妇女、巴黎街头的时装秀、携带枪支到超市购物的美国人、巴黎国庆日的坦克车等，导演不仅大胆拿自己民族的保守思想开涮，还将矛头对准了人性中的自私伪善等弱点。

最有趣的部分莫过于尖酸刻薄地讽刺了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治安问题，在三个国度里先后出现警察追逐小偷或示威者的有趣段落，这些跨越地域的对比沉思突破了观光旅游片的浅显单调结构，无意中引出更深层的思考。

文明制度与犯罪行为之间的不平衡状态，资本社会里滥用福利的怪现象，还有剥夺尊严的机场安检等等，都成为了导演镜头下最尖锐的讽刺对象。

由此，逐渐引出影片要探讨的主题：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国度，不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社会问题，想象中幸福的天堂事实上并不存在。

好像一不小心遇到人生影片了。

蘇雷曼觀察那隻小鳥的神態就是我看這部影片的神態。

小鳥跑到鍵盤上那段太可愛了，到底是小鳥還是小貓啊hhh但是他讓它飛走了。

剛剛走過一截低垂的樹枝，就好像蘇雷曼送鄰居回去的那個雨夜，撐著兩人的傘掃過低垂的需要修剪的樹一樣。

「我要跟你說一句抱歉。

全世界的人喝酒，都是為了遺忘。

但你們巴勒斯坦人，這個民族，是為了記住。

」好多好多酒。

白葡萄酒，威士忌，亞力酒，紅葡萄酒，啤酒，還有一種清淺乳白色的酒，出現了好幾次，蘇雷曼的朋友說這段話時，兩人碰杯的就是這種酒。

還有他在飛機上喝的，配著好看的矮腳杯。

還有酒吧壁櫥上的，街道上堆成山的空酒瓶，蘇雷曼離家前喝的。

他收拾行李的時候，牆壁上的老照片，兩側床頭櫃上的檯燈，聖母像，幫助老人行走的器具和輪椅。

這些物件都在講述自己的故事，正如蘇雷曼本人，默不作聲，但自己就是故事。

說回酒，所以物件讓我對酒產生猜測，疑心不同的場景不同的酒，都有各自的用意，但畢竟資歷尚淺，閱酒甚少，無法體會個中意趣。

「酒鬼」「看看你自己」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是很可貴的，雖然尚未理解開頭講述神父破門而入的故事有何用意，但是鄰居們敲開了蘇雷曼的門，甚至是心門，促使他離家來到巴黎。

巴勒斯坦又意味著什麼呢。

但是最最最不可思議的是，影片裏提到了劉別謙的《天堂可以等待》。

差點驚呼出聲，但最後還是剋制地捂住了嘴。

手機殼裏還夾著上週在大光明看的《天堂沒有煩惱》。

好想問問組織者是不是刻意放在劉別謙回顧展期間，讓我的串聯list又多一項。

驚喜的一項。

硬要說的話，還有一個就是今天去看電影帶了只剩一瓶底的黑皮諾。

醒過頭了，不澀但是喝完嘴巴裏留下一種奇怪的感覺。

好出戲噢，邊看邊想蘇雷曼應該是infp吧，至少很i也很p。

如果能像他那樣觀察世界並且表達出來就好了。

邊吃減鹽夜宵雞蛋炒河粉邊回來寫，又想到一個細節。

不得不說確實跟咕嚕咕嚕產生了非常緊密的聯結，一開始以為影片是法語（dbq滑跪道歉），又看到那麽多酒，感慨小周在法國唸書是有道理的，法國遍地都是好酒啊（是巴勒斯坦再次滑跪道歉）。

里面的很多角色都是成双成对的，两个人喝酒，两个警察旁观着，两个穿着一样的人彼此交换着墨镜，车后座还坐着一位蒙面少女，两个清洁工把扫把和罐头当作高尔夫，一杆清。

邻居讲的故事如此富有哲理，像是少年派的故事，里面有蛇、老鹰、鬣狗。

街上有一辆辆的坦克驶过，好像看到了坦克大战的生活版，有骑士井然有序的行走，整个城市静谧而又规整。

这电影很好的诠释了，人类的语言是复读机。

谐，无语言，表情到位，特别是挑逗的眉毛，最好笑的是救护车送餐服务的梗！

同起同落的仪式感，always double的设计，不知道是不是暗示着以巴的共存。

主人公为啥在巴黎就没换衣服啊？

巴黎何时地铁空无一人？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一直在四八拍的节奏，有仪式，但也有些boring，

序信众在门外叩门，教堂的大门紧闭。

也许有天堂，但却是巴勒斯坦人不得而入的天堂1，拿勒撒的寓言老邻居讲述了一个蛇的荒诞故事：他用猎枪救了蛇，蛇来帮他补车胎报恩。

善有善报是古老的传说也是迄今不灭的信念。

陌生人偷了他的柠檬，又回来主动帮他修剪柠檬树，浇水，照料小树苗。

知耻知错，采取补救行动，现实也并非毫无希望。

本来要闹事的两个哥哥，喝着免费的威士忌，中止了暴力。

巴勒斯坦人也懂得妥协和实用主义。

在林中搬运篮子前行的妇女，进几步再退几步，来回腾挪，用最没有效率的方式解决自己的负担，前路漫漫。

不断互相交换墨镜的司机，并不能看清楚前路，被蒙着眼睛的乘客，仿佛盲人带着盲人，一起行驶在危险的路上。

拿勒撒，上帝出生的地方，永恒的应许之地2，巴黎的传奇主人公仿佛一个刚进城的乡巴佬，被巴黎街头的行人不断刺激惊异，打扮的仿佛要去参加时装秀的各式美女。

踩着平衡车和旱冰鞋追逐目标的警察。

“茶还是咖啡？

”横卧街头的流浪汉享受着福利社会的顶级待遇。

国庆日巡游，被清空的大街，大炮和骑兵令人错愕的穿梭过21世纪的巴黎大街。

街头不知方向的日本旅客，地铁里吓人的刺青男。

又是警察，不知道是驱逐还是护卫着一位拎着大包编织袋行李的妇女，巴黎，显然平静而安全。

用清洁用具打高尔夫的环卫工人，也是巴黎的一种浪漫，他们停下来看电视里转播的国庆阅兵典礼。

虽然是黑人，他们并非像这位巴勒斯坦人一样在巴黎是全然的陌生人。

绚烂烟花，法国的荣耀。

跟巴勒斯坦人何关？

法国制片公司令人尴尬而坦诚的拒绝。

你的故事，可以发生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也许吧，巴勒斯坦人的故事就是如此普通，平淡无奇。

恢复了活力与人气的卢森堡公园，测量露天咖啡桌占地面积的警察，外乡人眼中的巴黎人滑稽可笑，莫名其妙。

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一位街头艺人为他吹奏萨克斯作为送别。

对那只热情而缠人的麻雀，他不得不回报以驱逐。

毕竟是一只巴黎的麻雀。

3，纽约的讽刺仅知道阿拉法特的出租车司机表明了美国人对巴勒斯坦全部的认知。

人手一枪的纽约。

天使降临的中央公园。

天使与恶魔在夜的街头和人间烟火中交错而过。

应邀参加自己影片的放映。

台下的观众，也许是猛兽，也许是卡通人偶，也许不过是万圣节的装扮。

只是来看一眼这个完美异乡人，没有人关心他的根-巴勒斯坦。

也许有关心的人，看看那台上沉默的阿拉伯支援者，台下无法停止鼓掌的听众。

巴勒斯坦人需要阿拉伯兄弟的支持，起立鼓掌，双方的固定礼仪，那是当然。

美国制片公司冷漠的飘走，和平的巴勒斯坦是个令人毫无兴趣的喜剧。

喝酒吧，不是为了忘记，而是不断想起。

离开美国的最后一站，杂耍似的安检。

美国，你也许很安全。

也许，你本无需如此防范。

4，回家，小柠檬树已经长大结出果实，曾经偷了他的柠檬的邻居依然在帮他浇灌打理。

在林中搬运篮子的妇女不再进几步退几步来回搬运，而是同时负重，走几步歇几步。

在实践中总结出了经验，何尝不是一种进步。

人们在跳舞，封闭的空间，闪烁的灯光，已不知有天堂，已经在天堂。

后记巴勒斯坦人的故事似乎很难用轻松的方式来讲述，这部影片做到了举重若轻，但也许太轻柔了，不了解巴勒斯坦人情况的观众也许并不能体会其中隐含的各种愁绪。

巴黎部分，相对于纽约部分，大有讨好法国之嫌，巴黎俏皮美好的仿佛欧洲的明月光，当然也可以理解，哪个电影人不爱法国呢。

整片无疑是在向Tati致敬。

蹲了一天也没有蹲到太多讨论，所以打算自己动手试一试！

没有全解析，只写了几个我有想法或是疑惑的地方，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呀！

巴勒斯坦部分奇怪的邻居偷柠檬，一开始感觉只是为了渲染巴勒斯坦奇怪的，让人想逃离的氛围。

抬水盆的女人抬一个放一个再折回来拿另一个，感觉是说巴勒斯坦的不知变通（？

就是繁复无用功之类的意思）但是男主回来之后，发现没有那么多毛骨悚然，邻居是在很认真给树浇水，柠檬也结出来了很多。

女人抬水盆也正常很多，一次抬两个，一个用手一个顶头上，累了就换手。

所以感觉就是当你已经有偏见的时候，看什么都不顺眼都觉得奇怪，但当你以包容心态来看，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多奇怪，看似反常其实都有些自己的理由。

包括最后的蹦迪应该也是为了显示多元开放的文化。

法国部分好像都比较明了，先保留。

美国部分，人人拿枪我一开始以为是参加什么变装集会（dbq）后来看了大家分析才觉得讽刺的真妙啊！

公园里那个天使，身上画了一面旗帜，按我的记忆回来搜了下，应该是巴勒斯坦的国旗（有可能记错了）如果真是的话，那NYPD一路围堵，最后她还能遁地不见。

这就不用多说了吧！

真是鬼才了👍最后就是贯穿三个部分的警力问题，无论是巴勒斯坦拿着望远镜看却忽视眼前的不合规，还是美法再武装多少先进装备也抓不到人都…真有意思呢！

先想起来这么多了，有其他的再补充。

作者：Nick Chen / Sight & Sound（2021年6月15日）校对：覃天译文首发于《虹膜》当一些导演将最好的台词留给自己时，伊利亚·苏雷曼在他自导自演的四部电影中只说了三个词。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字都出现在这位巴勒斯坦导演的最新悲喜剧《必是天堂》中。

和往常一样，苏雷曼扮演了他的另一个自我E.S.，但在这里，当纽约的一位出租车司机问及他的祖国时，他打破了沉默。

「拿撒勒，」E.S.回答，然后又补充说，「我是巴勒斯坦人。

」而在《必是天堂》的其余部分，E.S.巧妙地融入到了精心设计的场面调度中，扮演一个戴着帽子、引人注目的观察者。

松散的情节包括E.S.飞到世界各地推销电影项目。

在巴黎，Wild Bunch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文森特·马拉瓦尔带着些许自嘲的意味抱怨道：「你的电影不够巴勒斯坦……它发生在巴勒斯坦，但也可能无处不在。

」但就像《神的介入》（2002）和《时光依旧》（2009）一样，《必是天堂》实际上是一系列将日常的诗意与暴力并置的喜剧小品。

在一个古怪的段落中，一只鸟拒绝离开E.S.的笔记本电脑；在另一个镜头中，两名士兵在一辆汽车里交换太阳镜，直到摄影机定格在后座上一个被蒙住眼睛的女人。

与此同时，E.S.观察到，巴勒斯坦的暴力正尾随着他，遍及全球。

或者，正如苏雷曼本人在2019年伦敦电影节上告诉我的那样，这是「世界的巴勒斯坦化」。

问：盖尔·加西亚·贝纳尔向一位制片人介绍你时，曾这样说：「他是一位巴勒斯坦电影人，但拍的电影很有趣。

」苏雷曼：没错。

这其实是另一位美国大制片人将我介绍给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时候说的话，他曾是华纳兄弟影业的总裁，当时他跟克林特说的就是这句话：「他是一位巴勒斯坦电影人，但拍的电影很有趣。

」克林特随即对我眨了眨眼，说：「只能说世事无常。

」问：你当时是在向华纳兄弟影业推销自己的电影吗？

苏雷曼：其实是他们想参与制作一部我的电影。

我问：「你们为什么想这么做？

」他们回答说：「这对我们的产品目录有帮助。

」在美国拍一部我的电影对于华纳兄弟影业来说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去拍一部他们的电影，你明白么？

问：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必是天堂》也算是一部纽约电影。

苏雷曼：但它并不是我原本可能被要求拍摄的那种商业电影。

你在电影里听到的每一句台词都是我在其他地方听过的。

我只是把它们转化成了电影里的语言。

问：在你的电影里，世界似乎是由暴力联系在一起的。

苏雷曼：是它触发了这一切。

每个人都生活在暴力之中。

我在世界各地都生活过，我经历了世界的巴勒斯坦化，它不再只是存在于本土的地缘政治区域，它遍及你去的每一个地方。

警笛的声音似乎已经成为了某种应激性创伤。

有时我会等着看看那是救护车还是消防车，但不会期望那是一辆警车。

因为如果你生活在巴黎，并且目睹了暴恐事件之后——我自己现在仍然心有余悸。

当我在公寓里听到警笛声时，我会心想，「哦不，拜托，别再来一次了。

」这部电影讲述了巴勒斯坦的地狱是如何爆发的，一种非常成熟的法西斯主义体系已经在那里存在了几十年，而人们仍然视之为日常。

然后影片里的主角转身背对暴力，去了另一个地方生活。

就像我一样。

我说的都是我经历过的事，比如在巴黎发生的事。

你受到了心理创伤，因为现在你无论走到哪里，暴力都会跟着你。

我真的深受创伤。

我本人并没有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

也许会和我妻子多聊一聊。

但也并没有深入到仔细审视我对当时法国发生的事情所保有的情绪，相当于活在双重的创伤之中。

问：你展现了巴黎的两面性。

有卡拉·迪瓦伊的时装秀，也有无家可归的人。

苏雷曼：他来巴黎是为了见识天堂，结果却看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全球暴力。

这只是种矫饰：时尚和漂亮女孩。

但第二天，街上就空无一人了。

他不知道今天是7月14日（法国国庆日）。

这是与巴黎建立联系的一种托辞——阿拉伯人躲避警察，坦克在街上游荡。

问：在你的电影中，沉默和沉默的打破总是给幽默增加了很多张力。

苏雷曼：在创作声音的过程中有不少乐趣。

很多时候，真正留在你脑海里的是声音，来自于对影像的纪念。

我总是认为声音不是背景，而是与影像平行。

问：你常常会被比作雅克·塔蒂。

你能谈谈自己受过哪些人的影响吗？

比如我随口一说，憨豆先生……苏雷曼：（摇头）不，他太老套了。

我更喜欢塔蒂和巴斯特·基顿。

我没有受到他们的启发——每个人都这么想。

在我知道他们是谁之前，我就拍电影了。

但我喜欢他们的作品，这种比较让我受宠若惊。

问：所以当我提到憨豆先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受到了羞辱吗？

苏雷曼：我不怎么关注他。

也许你会一边吃面条一边看他的电视节目。

而且他的一些东西的确很有趣。

但彼得·塞勒斯的电影才会让我发笑，因为它们往往有一些非常复杂的笑料。

问：在《必是天堂》的结尾，当主角来到同志酒吧的时候，让我想起了《时光依旧》中的酒吧场景。

看到人们跳来跳去很有宣泄效果。

苏雷曼：影片的最后一个场景回到了我对新一代巴勒斯坦人的认同，他们剥去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成为了积极分子。

这正是我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努力想要成为世界公民的理念。

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了世界公民，他们从自己的定位出发，不需要环球旅行，因为他们现在意识到巴勒斯坦是一个性别平等的概念，一个进步的概念，一个建立对世界上所有不公正现象的认同的概念。

我带着积极的希望看待他们，因为他们用文化多样性和节日气氛的表现来表达他们的抵抗。

所以他们对占领的反抗是在反抗压迫者。

你不能逮捕那些有创造力的人。

当然，你总可以把诗人关进监狱。

但你不能阻止诗歌。

问：所以你认为年轻人能拯救世界？

苏雷曼：我希望我能年轻30岁。

我很羡慕现在年轻一代的所作所为。

你在最后一个场景看到的人是我在拍摄过程中实际亲眼所见的人。

在我内心建立的情感和面对这些情感之间有某种同步的东西。

我以前没有见过那些人。

剧组有人告诉我海法有最漂亮的酒吧。

我们几乎来一场巡演，穿梭于各个地方。

凌晨3点，也就是深夜，最后一家酒吧是同性恋酒吧。

我一边喝酒一边观察着。

我想，「这肯定是这部电影的最后一幕了。

」这很棒。

这完全符合我的感受和情感。

就像命中注定的场景一样。

原文链接： https://www.bfi.org.uk/sight-and-sound/interviews/elia-suleiman-it-must-be-heaven-palestine-paris-global-violence

整部电影我最喜欢的是苏雷曼家自己栽种的柠檬树，一面整洁的白墙，小沙发，立柜，这是让人一个人安心的住宅。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对所居住的地方失去了耐心，也许就像是一个人的感冒，平时没事，忽然一下开始浑身不对劲。

他开始讨厌他那不请自来的邻居，周边一些令人不安的社会现象：失焦的执法者，紧张的家庭关系，还有拉帮结派四处挑衅精力过剩的年轻人，这个社会简直生病了。

哪怕没有一句话，但是那种厌烦的心情的确是在升温的，不过好在，导演可以随时换个地方居住体验一下，顺便为他的作品找一些合作伙伴。

旅程开始了，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不论是拥有小资情调的巴黎，还是现代大都市纽约，蜜月期都短得出奇。

和他的家乡一样，这里什么乱七八糟的现象都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最可恨的是所有人一旦知道他来自巴勒斯坦时，顿时都换上了一副我懂你的同情表情。

巴勒斯坦啊，一定是一个盛满眼泪的地方吧，那里战乱结束了吗？

法国的文化工作者，摆弄着他们引以为傲的透视镜，审视着这个“异乡人”，你一定是讨厌透了你原来的地方，现在对新的地方满意吗？

透过苏雷曼一脸惊异愤怒却又无法言说的苦闷，我猜他一定是想说“不你不懂，麻烦你听我说”。

不过语言的力量多么苍白，万语千言抵不过世人已经产生的无形偏见，在辩解之前，stereotype已经在替你说话了。

沉默成了唯一的抵抗，哪怕一个郁闷的眼神也比说话有用。

在介绍这部作品时，哪怕是曲解成《Heaven can be waited》，也比《It must be Heaven》有用，毕竟巴勒斯坦是天堂，在一些文化的语境里，这就是个无人相信的笑话，当然没有人会说以后这事儿不可能。

自大又傲慢的人往往掌握了话语权。

在几次商谈之后，导演回到了家，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不过那棵柠檬树的幼苗倒是长大了一些，也结出了果实，这或许是邻居的好处吧……当然这并没有改变他内心的烦躁，毕竟不请自来就是不礼貌的啊。

不过结尾处，酒吧里的年轻人的快乐似乎治愈了这位四处寻找答案的老人，而那位日光下头顶瓦瓮的妇人，似乎告诉了他，无声是生活的真相。

这部电影没有对白，或许对于生活本身，如果可以观察就无须描述，而在成见面前，沉默或许胜过万语千言。

不论世界怎么看待，生活都在一片欢喜与哀伤夹杂的音符中前进，就像回到土壤的柠檬幼苗，总会默默生长，苦涩与酸甜，才是生活的本味，而天堂，本身就是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真实的模样。

（本文首发欧盟电影展公众号）我们生活的世界，无处不是巴勒斯坦。

我们对巴勒斯坦了解多少？

新闻中的巴勒斯坦永远和巴以冲突相联，冲突、流血和漂泊可能便是我们对巴勒斯坦的印象。

而伊利亚·苏雷曼导演却用新作《必是天堂》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世界，无处不是巴勒斯坦。

作为阿拉伯人的苏雷曼出生于拿撒勒，《圣经》中耶稣基督的故乡。

今天，拿撒勒是以色列最大的阿拉伯人聚居地。

此外，他在纽约和巴黎生活多年，从事电影制作。

这些背景为他的电影提供了关于巴勒斯坦和西方世界的新视角。

在“巴勒斯坦”的标签之外，苏雷曼的个人风格相当浓郁。

他的电影往往没有明确的叙事，而只有一个个场景的铺陈；人物行动缺乏动机，没有台词，甚至没有表情，只有漫画般的机械运动。

因此，人们往往将他和雅克·塔蒂、巴斯特·基顿相提并论。

此前，苏雷曼曾以《神的介入》和《时光依旧》两度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今年的《必是天堂》获得费比西奖。

在上海电影节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后，本片亦获得较好反响，目前豆瓣评分7.5。

三城记：拿撒勒-巴黎-纽约这是一部漫游在路上的电影，以至于不少评论称其为一部大型vlog。

电影遵循简单的三部曲结构：拿撒勒-巴黎-纽约。

苏雷曼导演本人也是唯一主演，将近60岁的他在影片里无声地观察着一切。

他带着一头花白头发，一副眼镜，一双时而流露出好奇时而疑惑的眼睛上路。

想象中的碰撞并未发生，他始终是观察者，从不参与其中。

而当他一次又一次直面镜头时，观众也会感到那双眼睛溢出屏幕的凝视。

这也是一部喜剧，夸张使真实和想象间的界限消失。

巴黎街头衣香鬓影，佳丽穿梭其中，五光十色。

纽约街头全民持枪，人人戒备。

而在拿撒勒，这些瞬间属于幽幽的树林，金色的田野，奇妙的、古老的故事、寓言和神话。

他们或多或少视觉化了我们对这些城市的印象，或想象。

但在另一些时刻，这些城市被陌生化了。

巴黎成了空荡荡的死城，坦克缓缓开上大街，标志性景点宛如僵死的尸体。

纽约成了黑魆魆的鬼城，你几乎不能在黑暗中认出布鲁克林大桥和本该金碧辉煌的建筑。

最核心的是冲突、紧张和暴力。

在拿撒勒，酒馆里，路上，白天，夜里，冲突无处不在。

由于巴以争端的背景，我们不会感到奇怪。

然而在我们常识中和平、繁荣的巴黎和纽约，也遍布冲突。

他们是严密的安检，探测器上下飞舞，将人围得密不透风；是冲进地铁闸门的陌生男子和他带着敌意的眼神；甚至是民用飞机——苏雷曼的风格化表达下，连它们也仿佛是二战空战录像，让人心中一紧。

正如苏雷曼自己说的，在当今世界，一切都在巴勒斯坦化，“例外状态，警察国家和暴力已经成为常态。

事实上，紧张和焦虑已不局限于局部冲突，而是无处不在”。

荒诞哑剧：笑，然后思考但正像苏雷曼无辜的眼神般，《必是天堂》并不在紧张和冲突上大做文章。

冲突不安的场景总是迅速缓和，而形式的荒诞更是引发阵阵笑声。

影片最引人注目的，正是那极风格化的艺术效果。

苏雷曼是善良的，在一个个妙趣横生的场景中，他不仅消解了宏大叙事，也消解了电影作为视听媒介对观众无形的操控。

于是，笑声过后，思考成为可能。

苏雷曼全程靠眉毛演戏，不少评论称他是当代的雅克·塔蒂。

而那僵化的、机械的、刻板的效果，又俨然是罗伊安德森。

苏雷曼表示，影片中的情节都来自他亲身经历或观察。

他抓住日常生活中那些微不足道的瞬间，将他们放大。

于是我们看看到，拖着婴儿车散步的女人们步伐整齐一致，警察们呆板的跑动也整齐一致。

乍一看之可笑，而后又觉真实。

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荒唐的重复、单调、无意义，这并不因地点（拿撒勒或巴黎或纽约）而转移。

这些人物已不具有叙事或传情的效果，甚至不是戏剧中活动范围有限而大幅依靠肢体的人物，而只是作为荒诞效果的元素之一。

唯有影像能直观地表现人的物化。

苏雷曼在采访中表示，他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而非动画或现实主义的表达，是为了突出问题意识，引导人们对现状发问。

作者电影：何处是天堂？

必是天堂苏雷曼的电影毫无疑问是作者电影。

他捕捉到现代社会和各种建制的符号，把他们慢悠悠地排列出来然后嘲弄；把摄像机对准各种荒诞的时刻，然后对准自己。

如此，《必是天堂》提供了观看的多种可能性。

你可以把它当成大型行为艺术展，段子集锦，伪纪录片，也可以把它当成政治寓言，社会批判和行动倡议。

总之，舒舒服服摊在椅子里，跟着他去看世界，你不会失望。

尽管人们说他是当代的雅克·塔蒂和巴斯特·基顿，表现手法和影像风格的相似只是表象。

更为重要的是，苏雷曼选择了一种适合其作品思想的语言——一种反对语言的影像语言和一种取消了其他所有感觉的视觉结合起来，因此制造出一个广阔的，不经语言中介的阐释空间。

《必是天堂》的观影必然是陌生和疏离的，唯有如此，才能不受拘束地进入和思索。

人物缺失能动性，观影代入成为不可能，反而提供了高度自由的视角。

跟随这位马上60岁的老人西游这一圈，你甚至也会爱上他，感受到那旺盛的好奇心和充溢的想象力，而他对素材的处理又流露出通透和希望。

在影片的很多时刻，你一定会犯尴尬癌，又一定会感同身受——那个置身事外、默默吃瓜又关心着诗和远方的社恐苏雷曼，其实藏在每个人的心里。

影片最后，从拿撒勒到巴黎再到纽约，兜兜转转，苏雷曼还是回到了家乡拿撒勒，仿佛在暗示家乡才是天堂。

天堂在哪里？

这是个开放性问题。

这绝不是一部沉重的影片，苏雷曼甚至坐在迪厅感受那震耳欲聋的音乐，观察年轻人群魔乱舞。

全球都是巴勒斯坦，但对每个人也必有一处天堂。

采访 柳莺编辑 蘇打味写在前面苏莱曼从来都不是一个着急的创作者，作为巴勒斯坦导演，他的人生充满着离散与流亡的经历，而他正是从一段一段的旅行中，寻找创作素材，对异乡无尽的好奇感与对家园的留恋，构成他作品最原始的张力。

《必是天堂》（2019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竞赛单元费比西影片人协会奖）的三段式叙事由导演/主人公在拿撒勒、巴黎和纽约三地的经历组成。

拿撒勒是故乡，是他日常浇花，抽烟，和邻居交谈，观察院子里偷水果的人的地方。

这里充满着东方神秘的预言色彩，却同时也显得有些阴晴不定。

苏莱曼亦由此踏上寻找“天堂”的旅途。

飞上云霄，落地西方世界，迎接他的是越发不可捉摸的现实。

在巴黎和纽约的段落，这种荒诞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苏莱曼不惮于对日常段落的展示，虽然声称不使用任何社交媒体，他其实早已掌握了社交媒体碎片化传播的魅力与魔力。

西方世界究竟是不是天堂？

在这部影片中，苏莱曼给出了明确的否定答案。

巴黎制片人对他说，他的电影作品不够“巴勒斯坦”，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刻板印象跃然银幕。

纵观当代影坛，像伊利亚·苏莱曼一般创作的导演屈指可数，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电影集体惨淡的大环境下，能够从卓别林、基顿到雅克·塔蒂处继承伟大喜剧传统，并将此类型用于针砭时事，乐中带苦地将当代生活的荒诞感展现得淋漓尽致的苏莱曼实属异类。

他喜欢在自己的电影里出演角色，不仅仅是所有故事的创造者，同样也是观察者，甚至和观众一样“无辜且无知”，试图弄清身边发生的琐事。

以下的这篇访谈诞生于2019年11月在卡塔尔和导演的一次闲聊。

彼时，《必是天堂》在多哈Ajyar电影节作为开幕片进行了自己的中东首映。

苏莱曼频繁地出现在各个活动现场，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

映后，在电梯间撞上正要赶去参加大师班的导演，他开玩笑地问我，看完片子后有没有去看心理医生。

我回答道，“与其去看医生，不如给我安排一个采访”。

他答应了。

于是第二天，在他喝着当天第五杯咖啡的当口，我们聊了聊他和他的“巴勒斯坦电影”。

末了，他认真地问，“我的朋友拉巴基说《迦百农》在中国的市场表现很好。

我的电影也被中国买家买走了，你说，它有没有可能在你们的影院里上映？

”

深焦 人们常常把“喜剧”和轻快甚至低俗的文化消费联系在一起，在我们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更是如此。

为什么这种形式在您的创作中尤为重要？

苏莱曼事实上，有很多题材都需要用喜剧去表现，尤其涉及到沉重话题的时候，这种方式尤为有效。

纵观文艺创作的历史，已经有数量众多的成功作品摆在我们眼前。

而我所做的，不过是在目前普遍绝望的时刻，像挤海绵一样地从周遭的环境中萃取一点幽默的成分罢了。

当然，如果要我说，现在的情况真的很糟糕。

如果你非要计算多少人在动乱和战争中丧失生命，你会觉得眼前一片黑暗。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的创作应该被观看、被传播。

当你着手视觉创造的时候——无论是一幅画，还是一部电影——你的目的是创造某种愉悦的时。

当然，“愉悦”不等于“肤浅”，观看的乐趣可以在多重维度展开。

作为创作者，我一点也不想教导观众如何发笑。

我希望他们在观影结束后进行提问，而在观影的过程中，他们应该尽可能地沉浸在自己的感官与情绪中。

《必是天堂》其实延续了我一贯以来的创作风格，它的诉求和我之前的作品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如果真的要说不同的话，大概这部电影反应了更多的绝望感，用了更多极端的幽默。

就像我常常说的，“世事愈糟，笑声愈盛”。

这是我创作的方法，除此之外我不知怎么做。

深焦 在创作阶段，您是如何将观察到的荒谬瞬间融合进剧本中的？

苏莱曼我想你也注意到了，我的每部电影之间都隔了很长时间，我的剧本创作周期是很长的。

因此，电影中的某一个片段可能来自我二十年前的一个灵感，它们好像红酒一样，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有生命力。

和很多创作者一样，我会随身携带笔记本，将点子记录下来，然后放在一边很长时间，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会试图把其中的某一些转换成电影语言。

你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情节，都源于我对生活长时间的观察、沉思、想象和做白日梦。

不过和传统的电影创作不太一样的是，我电影中由每一个小点子转化而来的场景都是自成一体的，它们有独立的、自洽的逻辑，每一个场景都讲述了一个小故事。

而当我想要将其他故事加入其中的时候，我需要在它们之间找到一个接洽点和自然的剪辑方式，就像是在完成一幅拼图。

在电影的大叙事下，每一个片段都在进行它们各自的叙事，从而组成一种“多声道”的效果。

深焦 您的每部剧情长片之间基本都会间隔七到八年。

苏莱曼是的，不过在上一部长片《时光依旧》和《必是天堂》之间，我其实还去古巴拍了一部纪录片（注：《在哈瓦那的一周》，七位导演创作的短片合集。

2012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首映），不过可能看到的人比较少。

《必是天堂》的筹备实际是从2017年开始的，这部片子的融资不是那么顺利，因为它的投资比我之前的作品更高，你也知道，这几年全球的电影业其实都不那么景气。

好在尽管困难重重，在多方的支持下，我还是开拍了。

（注：包括法国、德国、卡塔尔、加拿大在内的国家参与了此片的制作）。

当然，多国合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片子辗转三个（巴勒斯坦、法国、美国）取景，这在制片层面挑战很大，因此也吓走了不少制片人。

所以我很高兴，《必是天堂》能够作为卡塔尔多哈的Ajyar电影节的开幕片，多哈电影学会（Doha Film Institute）为这个项目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影片的启动。

深焦 您反复提到观察和沉思，也提到电影创作是建构“连续画面”的过程。

在影片中，我们跟随着言语寥寥的主人公进行着环游世界的旅程，他沉默地探究，似乎并不倚赖对话与外界交流。

在您看来，比起言语，这种“观看” 的方式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周遭的世界吗？

苏莱曼“言语”只是“语言”的一种，而人们给予它的关注太多了。

事实上，大部分的时候里，我们在沉默中与自己相处。

其次，我认为“言语”有被滥用的趋势，在电影中尤其如此，因为它是一个如此便捷的工具，人们用它来建构叙事。

但这种使用可能是惯性的、不假思索的，它让叙事变得线性，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人们对电影语言的使用。

观众倾向于在观影过程中仅仅通过“言语”获得信息。

我当然也使用“言语”，但更多地是将其作为时间的标志，来创造一种明显的节奏感，好像打击乐器在乐队中的功用一样。

你会发现，我电影中言语大多以“独白”的形式出现，我试图削弱其传递信息的功能。

我认为环境音、音乐甚至沉默的使用，加以恰当的视觉形式，一样能传递我想表达的东西。

这对我来说，也更加迷人。

对于观众来说，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更为民主的看片方式，导演不再是“君主”和唯一的意义提供者。

让观众加入到创作的过程中，也是我的一大乐趣来源，比把信息强加给观众有意思得多了。

这更贴近参观博物馆或画廊的体验，在那里，创作者不会把你摁在一幅画前停留十分钟，观看者的流动性和自主性得到了保证。

我不认为电影是“单次观看”的艺术形式，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将一个故事叙述得滴水不漏，而是如何为观众创造做白日梦的氛围，让他们在离开电影院的时候，带走属于自己的记忆。

我将其视为更有效、更偏向精神层面的沟通。

当然我一点都不反对那种煽动性极强的影片，观众看完后恨不得手拉手抱成一团的那种。

当下社会也需要这样的电影，但这不是我的创作重心。

深焦 在电影的一个场景里，法国制片人对片中的导演说，他想表达的主题“还不够巴勒斯坦”。

我相信这是一个自反性的瞬间。

作为一位巴勒斯坦创作者，您的影片常常涉及跨国家与地区的合作，您与欧洲的渊源也很深。

您是否在用这个场景批判所谓的西方主流观众对于第三世界电影的刻板印象？

苏莱曼首先，西方主流观众并不是我这类影片的受众，他们更多地浸淫在商业片中，我在这里无意对他们的反应做出判断，他们是无辜的。

相反，我的矛头所指向的，其实是西方知识分子精英群体，他们才是后殖民话语的建构者，是体制催生了对于电影及其主题的分类以及随之而来的刻板印象。

我想将这个话题带入下一个阶段，在我看来，目前这样的窠臼已经不仅仅限于西方社会中，后殖民主义思维发展到今天，“自我殖民主义”更应当引起重视。

当政治正确成为主流话语之后，你会发现所谓的对巴勒斯坦、女性主义的强调，不过是把这些对象放置到另一个语言的牢笼中。

你提到的这个场景，的确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经历，当我在筹备处女作的时候，一位法国制片人对我如是说。

虽然这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但我认为它仍旧具有时效性。

后殖民主义乔装打扮之后，仍旧徘徊在我们的门口。

这实在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事实是，我不认为我们可以逃脱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束缚，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套理论仍旧被很多人视为相当有用的工具。

个人的生活被市场经济全盘占领，身份的认知过程也仍旧充满着浓浓的隔离意味。

在这个意义上，《必是天堂》并不是一部“关于巴勒斯坦”的电影，而是一部关于“作为巴勒斯坦的全球”(the global as Palenstine)的电影，我的祖国在这里只是一个比喻。

深焦 巴黎部分中，您在室内和一只小鸟有相当精彩的互动。

这个场景的意义，也引发了我和我朋友相当多的讨论。

非常好奇，您会有怎样的官方版本的阐释？

苏莱曼你们的阐释是什么?深焦 我朋友说，这只鸟不就是“推特”(twitter)嘛，你要工作的时候，总是时不时地想点开推特看一看。

苏莱曼哈哈！

我从来不用推特，也不用社交媒体。

我很高兴你问了这个问题。

从我收到的反馈来看，很多人都会在这一幕的时候有自己的想法，觉得它或多或少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产生了联系，但又说不清楚为什么。

我很喜欢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在剧本阶段，有些人对这个场景也颇有微词，他们问我其意义在哪里，也担心它会打破影片的节奏。

我对他们说，这个场景是用来“看”的，不是用来“读”的。

其实在这里，我的野心是，我试图呈现一个场景本身(to demonstrate a scene as what it is)，鸟就是鸟，我就是我。

没有能指，没有隐喻，直至最纯粹的诗意，观众能够得到的，是观看的欢乐。

也许在今后的创作中，我会在这条探索之路上走得更远。

所以，这个场景的意义在于，它向观众展现了无尽的可能，它不受限于任何官方的解释，它是漂浮在空中的“失重的一幕”。

不过话说回来，用电脑合成一只一直动来动去的鸟，也老费劲儿了。

深焦 您曾经在多个场合强调新一代青年人是世界的希望，《必是天堂》的结尾也展现出乐观、上扬的气氛。

苏莱曼我必须得说，我本来并非如此乐观，但在和这一代年代人接触，甚至冲撞的过程中，我的希望被重新点燃。

对于“何为巴勒斯坦”，他们有着更为有机的观点，而不是在狭隘的民族主义里打转。

他们正在成长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这与他们在种族和性别问题上的认知进步息息相关。

在过去的岁月中，我辗转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有很多地方都被我称作“家”，但我却无时无刻都感到自己是多么得居无定所，即便是在我自己的国家，这种感觉也如影随形。

但这群年轻人，他们呆在自己一方小小的天地中，却与世界产生着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

他们表达自我的方式是如此的迷人，他们抱团的方式和理由也与意识形态无关。

他们庆祝“瞬间”，而这恰恰是最均有颠覆性的，因为你无法对他们的表达方式做出准确的判断，也因此，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你无法将他们关进定义或言语的牢笼中。

电影结尾出现的跳舞的年轻人，正是这一代人的化身。

他们是如此不可预测，以至于你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

这相当诗意，比任何标语和口号都来得有力。